思想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说的是宋代文化达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高峰，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转折点。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语言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何辉新著《宋代消费史》(九州出版社），从政治、军事、经济、舆服制度与社会风尚、消费观念等方面探究消费与宋王朝盛衰的关系，何辉的研究在经济方面说明中国社会对农业税和商业税的依赖在北宋时期发生了一次渐进式的质变。大宋王朝的消费状况对当下社会有何启示？

　　北宋结束了五代之乱，使中原重新得到统一，北宋初年，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在北宋前期，社会消费量、消费水平整体处于上升阶段。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北宋的财政对榷利（官府对某些物资实行专卖以增加财政收入）的依赖何时超过两税，以及对榷利和两税的依赖程度的变化速度，因为这决定了北宋朝廷消费开支的主要来源究竟是榷利还是两税。

　　通过研究，我得出一个新结论：从至道末年（公元997年）到天禧末年（公元1021年），北宋朝廷除两税之外的其他收入，主要是榷利，确实在保证朝廷消费方面逐渐超过了两税的地位，但这一变化趋势是比较平缓而稳定的。我的研究表明，北宋至道末年榷利占北宋朝廷总赋税收入的48.79%，租税（两税）岁入占总赋税收入的51.21%；到了天禧末年，榷利占北宋朝廷总赋税收入的50.94%，租税（两税）岁入占总赋税收入的49.06%。此前，有权威宋史学者研究认为，从至道末到天禧末这段时间内，两税收入地位在朝廷收入中急剧下降。根据我的研究，两税收入在北宋朝廷岁入中的比例较为剧烈地下降，实际是在天禧末年至熙宁末年这个时间段发生的。

　　结论不同是因为我考证了不同时期的米价，并以此重新估测了不同时期的北宋榷利和两税岁入。这一新结论说明，北宋朝廷完成从对两税的倚重向对榷利的倚重的转变过程，是渐进式的，而不是突变式的。这也说明北宋社会的商业化，也是渐进式的。我自认为这可能是我这本　《宋代消费史》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因为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高峰，也是社会转型时期，这一转变情况的新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揭示了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社会经济的最重要的一次转型的变化特征。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说的是宋代文化达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高峰，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转折点。我的发现，则在经济方面，说明中国社会对农业税和商业税的依赖在北宋时期发生了一次渐进式的质变。

　　那么，天禧末年北宋两税加榷利总收入是多少？我的研究结论是约5380万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为北宋朝廷的消费提供了坚实基础。那一时期北宋朝廷开支大约多少？我提供一个时间点的研究数据供大家参考：北宋皇年间（1049-1053年），北宋京城经费（年支）约1300万贯。

　　在北宋仁宗朝中后期，社会消费量与消费水平出现了下降趋势。但王安石变法时期（1069-1085年），社会总体消费量、朝廷消费水平有阶段性回升。以北宋京城经费来说明，熙宁时期（1068-1077年），北宋京城经费（年支）约5060万贯。此后，元符年间（1098-1100年），北宋京城经费（年支）600万贯。我研究发现：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在某种程度上一度遏制了北宋朝廷田赋岁入中粮的收入剧烈下滑趋势。之前，有权威宋史专家据变法前后北宋历年粮收入下滑的整体趋势，得出结论认为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对北宋财政收入贡献不大。其实王安石变法确实大大缓解了北宋朝廷的财政收入危机，否则其粮食岁入会下滑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

　　北宋后期，社会总体消费量继续上升。当时北宋朝廷消费、社会上层消费在社会总体消费量中的比例很大。上层阶级的消费水平处于高水准。而社会底层平均消费水平则严重下滑。从下面这个有趣的例子中可看到北宋中后期都城汴京富裕阶层的消费水准。

　　史籍《东京梦华录》中的《会仙酒楼》记载：“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只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五片，水菜碗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这段文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两个普通人在汴京的会仙酒楼像模像样吃上一顿，花费大约要一百两。一是两人在会仙楼中吃一顿饭，所用餐具需用银（用银打制）近百两。我一开始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后来又倾向于第二种解释。我考证了宋代银制碗碟的用银情况，发现用银打制两人用餐所需的碗碟需要白银的重量，确实可能是近百两。不论哪种解释，至少说明当时北宋都城汴京的风俗相当奢侈是实情。

　　值得强调的是，当时北宋都城消费的奢侈与北宋社会底层劳动者的低消费水平是并存的。那时，汴京雇佣的民夫每日工资大概是200文，而当时宋人每人每日最低生活费用是20文。辅之以相关材料可推知，北宋末年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水平差距已经非常大了。如果北宋末年的一个普通老百姓要经常去汴京的高级酒楼消费，恐怕是承受不了的。

　　南宋社会的消费状况如何？仅就南宋统治区域而言，南宋前期社会总体消费量呈上升趋势，社会消费水平有所提高，朝廷消费也逐渐增加。南宋中期，从社会总体消费量来看，依然有上升趋势。这可以从人口增长明显、农业亩产量提高、城市规模扩大等因素推知。我根据史料推算，南宋中后期杭州人口可能达到288万。这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可以想象，当时杭州拥有的消费市场是非常巨大的。当时南宋朝廷在社会消费中的比例也继续增大。从消费水平来看，社会上、下层的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明显拉开了距离。到了南宋后期，社会总体消费量先高后低，朝廷消费支出继续上升，但民间消费却大大萎缩了。南宋后期，几个大城市的商业是繁荣的，但这种繁荣有一定的虚假性。因为当时南宋农村消费已极度疲软。南宋的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商品交易虽然在城市内很旺盛，但广大农村因缺乏消费能力，因此依然无法形成真正的大众消费基础。

　　研究宋代消费与王朝盛衰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也有一些启示。从古到今，国民消费能力强是国家经济发展良好的一个重要表现。宋代最主要的居民消费活动发生在京城和一些大城市，宗室、官僚、城市居民是社会消费重要群体；　农村大多自给自足，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因此国家内部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社会，而且是一个贫富分化的二元社会。如此，一旦大城市受到打击，整个国家的消费能力就被破坏，消费的重要基础便会丧失。

　　我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已获得了巨大发展，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增加，为国民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个相对成规模的中产阶层已初步形成，这为社会消费提供了日益坚实的基础。城乡社会消费的基础都远远好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然，城乡二元化的现实依然存在。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发展经济，继续稳步增加广大人民的收入，一旦中产阶层的消费规模停滞，就会对社会消费能力造成巨大伤害。经济衰退消费必然萎缩；消费萎缩也会加速经济衰退。仅靠一小部分人群的消费支撑国民经济是不可行的。保护并壮大中产阶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是我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何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