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容简介

　　二战结束后，战争罪犯的审判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体现了人类对于公平正义的普遍追求。但在1946-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在“冷战”阴云的笼罩下，由于某些大国的操控、掩护，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严重细菌战罪行，最终竟没有被提起诉讼，主要细菌战罪犯也得以逃脱法网，铸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大的“漏罪”之举。

　　有鉴于此，1949年底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Khabarovsk）就日军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这场审判第一次全面揭示了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劣迹斑斑，令人发指。这场审判是二战以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了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具有重大意义。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导致这场审判长期湮没，很少为国人所知。

　　《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一书，系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出版发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版编校整理而成。该书记录了伯力城审判全过程，再现了预审、庭审、举证质证、终审判决等各个环节，资料原始，细节生动，国内罕见。本次编校整理，重版再现，并与该书英、日等文版本互校，厘正原书诸多讹误。不仅为研究提供难得史料，更希望世人不忘战争历史，共期和平未来！

　　二、作者简介

　　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法律和历史研究，曾出版《清代的死刑监候》等多部著作。

　　三、目录

　　I 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代序）

　　IX 编校凡例

　　序 言/001

　　预审文件/003

　　起诉书 /003

　　被告与证人的供词/031

　　文件证据/129

　　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176

　　被告川岛受审经过/185

　　被告柄泽受审经过 /201

　　被告山田受审经过 /209

　　被告西俊英受审经过 /219

　　被告梶冢受审经过 /225

　　被告佐藤受审经过/239

　　被告平樱受审经过 /244

　　被告三友受审经过/252

　　被告高桥受审经过 /256

　　被告尾上受审经过/265

　　被告菊地受审经过/272

　　被告久留岛受审经过/275

　　各证人受审经过/278

　　检验委员会结论 /322

　　国家公诉人的演词 /330

　　各辩护人的演词 /381

　　军事法庭判决书 /430

　　四、编辑推荐

　　★首次揭示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

　　★二战以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

　　★原始记录，生动再现伯力城审判的全过程，国内罕见。

　　★ 本书完整记录了1949年底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公开审判12名日本细菌战犯的详细过程，揭示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

　　下面列举上述12名战犯出生年份、军衔、职务及刑期等：

　　（一）山田乙三，1881年生，陆军大将，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二十五年。

　　（二）梶冢隆二，1888年生，军医中将，医生兼细菌学家，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二十五年。

　　（三）高桥隆笃，1888年生，兽医中将，化学家兼生物学家，前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二十五年。

　　（四）川岛清，1893年生，军医少将，医生兼细菌学家，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生产部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二十五年。

　　（五）西俊英，1904年生，军医中佐，医生兼细菌学家，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训练部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十八年。

　　（六）柄泽十三夫，1911年生，军医少佐，医生兼细菌学家，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生产部分部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二十年。

　　（七）尾上正男，1910年生，军医少佐，医生兼细菌学家，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十二年。

　　（八）佐藤俊二，1896年生，军医少将，医生兼细菌学家，前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二十年。

　　（九）平樱全作，1916年生，兽医中尉，兽医，前日本关东军第一○○部队工作员；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十年。

　　（一〇）三友一男，1924年生，上士官，前日本关东军第一○○部队工作员；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十五年。

　　（一一）菊地则光，1922年生，九年级毕业生，上等兵，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医务实习员；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两年。

　　（一二）久留岛祐司，1923年生，八年级毕业生，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一六二支队医务实验员；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三年。

　　被审讯者对战争罪行的描述，特别是对和平居民进行人体试验的回忆让人毛骨悚然。铭记历史，目的并不是要仇恨，时刻警醒，企盼永世和平！

　　五、序言

　　代序：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节选）

　　孙家红

　　今年（二〇一五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第七十年。可以想见，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当年参战各国，将会有多种多样的活动来纪念这场旷日持久、创巨痛深的人类浩劫，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忆将被大规模唤醒，许多战争往事则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重新涌入现时人们的生活当中。在这抚今追昔的庄严时刻，本文所要论及的是一场近乎被国人遗忘、但十分重要的战后国际审判活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三十日，在前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十二名日本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因为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领土，在汉语中旧名“伯力城”，故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城审判”或“伯力审判”（Khabarovsk Trial）。

　　伯力城审判产生于特定的国际时势背景下，长期遭受人为“曲解”和掩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二战后，关于战犯的国际军事审判，最著名者莫过于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和东京审判（Tokyo Trials，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此二者不仅为战争犯罪审判开辟崭新纪元，更衍生若干国际法律规范，对形塑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影响深远。历来关于这两场审判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众多，也最为国人熟知。但就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惩处而言，与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诸般战争罪行相比，太过局限。即如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揭露发现，乃至相关战犯的审判追责，都很不彻底，或曰存在严重的“漏罪”问题。仅就中国所遭受的战争苦难来说，在数十年日本侵华战争中，除常规战争带来的破坏摧残、奸淫掳掠等暴行外，还有更令人发指的，日军利用中国人进行的各类“活体实验”、a 细菌武器开发、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二战结束前后，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亲自批准组织进行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等人，皆被免于起诉，幸逃法外。这样一个结果，对于那些因为细菌战（包括相关实验）而遭受伤亡的各国罹难者——尤其对于其中占据绝大比例的中国罹难同胞来说，显然有失公平和正义。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从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形势来看，随着战事逐渐接近尾声，围绕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立分歧，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角逐竞争日益激烈。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冷战正式拉开序幕。而发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自调查取证、开庭审理，乃至裁判处决，整个过程都被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最终，东京审判历时两年有余，竟未能将日本细菌战犯送上国际法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然而，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就此终结。同样基于美、苏两大阵营的针锋对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苏联在其远东著名城市伯力城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从当时拘禁的数万战俘中遴选出十二名细菌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争罪行，进行公开审判。这十二名战犯分别是：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前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前第七三一细菌部队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前第七三一部队分部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前第七三一部队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前第七三一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前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前第一○○细菌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平樱全作，前第一○○部队工作员上士官三友一男，前第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光及前第七三一部队第一六二支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经过这场审判，苏联向全世界昭告日军曾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犯罪事实，成为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对战的有力“外交武器”。

　　这场由一个国家（苏联）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另外一个国家（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的国际司法活动，尽管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尤与晚近发生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迥然不同，但因其中揭露的日本“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等内容属于严重战争罪行，早被多项国际战争法规和惯例谴责、排斥；并且，苏联以一种近乎点名的方式，直斥“某个有力的大国”（即美国）掩盖这些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以致相关罪犯未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交付审判，得到应有惩罚；所以，这场审判一经公开报道，国际反响十分强烈，美方在难以否认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只能不断声称这场审判是一场“政治秀”（Political Show），只是苏联进行的宣传伎俩而已，刻意在媒体上加以歪曲和反宣传。然而，随着一九八〇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相关档案解密，通过一些记者、学者研究揭发，美国当年攫取日本细菌战实验材料，聘用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进行细菌武器开发，借以推进本国细菌战水平，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针对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施放细菌武器等事实，早已大白于天下。今日观之，美国当时虽以极低成本自日本细菌战犯手中获取大量“活体试验”和细菌战武器资料，但在此件事情上所根本牺牲的，却是一个以“道德楷模”和“国际警察”自命的大国道义形象。

　　在战后关于战犯的系列审判活动中，伯力城审判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正如前言，继纽伦堡审判之后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使日本的主要细菌战犯逃脱法网，免于刑责。遗憾并令人费解的是，大约在此前后，在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数次大规模审判日本战犯活动中，对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取证、相关战犯的审判处理，一直未见有明显动作。（或因忙于内战，或许是在某一大国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有待进一步揭示。）因而，专门针对细菌战犯罪的苏联伯力城审判，尽管其中存在不少瑕疵，但作为二战后或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犯罪的国际审判，正式开启了人类审判生化武器犯罪的正义之路，意义非凡。

　　再从后续发展来看，苏联在伯力城对于日本战犯的公开审判，为中国的战犯审判提供了经验。一九五〇年七月苏联将九百六十九名战俘（连同部分讯供材料）移交中国，关押于新成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一九五六年六至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武步六藏、铃木启久等四十五名战争犯罪嫌疑人（含此前羁押于太原战犯管理所者）。据曾经担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的袁光将军回忆，当时“找来苏联在伯力审判日本战犯的程序，有厚厚两大本，基本上就采用了人家的程序”。另有证据表明，苏联的伯力审判记录更成为一九五六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办日本细菌战犯榊原秀夫案件的一项重要书证。当然，中国对于日本战犯的司法审理，有不少法律实体和司法程序方面的创造，亦绝非照搬苏联经验；而从战犯认罪和思想改造效果看，中国的“以德服人”策略明显更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