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 叶曙明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年10月出版）

　　很久以来，总有朋友疑惑近代中国的政治选择，以为几乎所有关键时刻中国人都作了不太正确的选择。分析过往一百多年，中国人几乎将世界上所有主义尝试了一遍。

　　现实的中国，我们无意在这里讨论。历史的中国，似乎并不如此简单。

　　中国从农业文明认同并走向工业文明，用了很长时间，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不管怎样评估，那都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一个与传统不一样的中国由此开始，“四民社会”渐渐解体，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一个全新的生存方式，均由此发生。

　　洋务新政自以为聪明地将“体用”分为两橛，以为如此就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现代化。洋务新政确实将“后发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在30年左右，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欣羡的成绩。

　　但是，“后发优势”又是“后发劣势”。后发国家在利用后发模仿先发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制度改革，不注意制度跟进，那么所有的模仿不是导致后发国家的制度创造，而是为落后的制度背书，证明制度不改革可能更容易促动工业化、现代化的模仿。于是，中国在洋务新政几十年的进步，在遇到同样的后发国家日本时，却不堪一击，立即打回了原形。

　　甲午战败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新起点，从那之后至1928年北洋政府结束，应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得的时期，其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模仿创造，现代文明的兴起与发展，都是中国1860年走向现代之后最健康的一段时期，仿佛百家争鸣在现代中国的重现。

　　但是，正如一切民主体制缺乏效率一样，1895年之后的维新、新政、宪政，直至共和，确实在效率上无法让人满意，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竟然在关涉自身利益的参战问题上长期争执，久议不决，生生错过了参战的最佳时机，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中国在学习西方60年之后，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假如不发生山东问题，或者说中国的山东权益能够在巴黎和会收回，中国人对于公理战胜强权应该不会失去信心。巴黎和会没有让中国人如愿，中国人也就对公理渐渐失去信任。

　　恰当此时，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共产主义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并从一种理论上的研讨进入实际的政治运动。

　　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和亚洲以后，特别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中的政治运动进入之后，“反赤化运动”在中国在亚洲一度崛起。但是，稍后资本主义世界又不幸发生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社会主义苏联由于实行政府管控的经济制度，一枝独秀，这也是中国急剧“北向”的一个因素。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转向苏联已由一种可能变为现实。

　　由此反观近代中国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应该看到这都是中国人面对现实所作出的最具功利的思考。李泽厚对中国文明有一个“实用理性”的评估。如果用这个观点回望明代中期以来，中国面对西方所作出的每一个重要选择，我们都能感到中国人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