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桃花渡，还是旧船家。 一篙风雨里，两岸尽桃花。 　　

　　作者：刘树勇 微博：http://weibo.com/u/1454064140

　　斯大林为何给国民党钱

　　1930年代，师哲在苏联情报部门工作，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间关系很复杂。

　　十月革命后，1919年列宁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苏联人靠的是城市暴动夺取政权，再派工人组成工作队下去，征粮、消灭富农，搞农业集体化，是从城市到全国。而中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三国际给中国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错误的指示，比如苏联人要反右，他让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反右。他要搞肃反,让全世界共产党都搞肃反。对中国革命也出过一些不太好的主意。

　　王明对苏联人吹，说中国共产党有多少红军，有多少党员，所以1935年7月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主席台对面墙上就挂着中国地图，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9月上旬，陈云、潘汉年和杨之华等七八个人到莫斯科，汇报说根据地都丢了，中央红军损失很大。斯大林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在1941年1月“晥南事变”前，苏联是唯一给国民党援助的国家，前后三次共2.5亿美元。让国民党能牵制日本不进攻苏联。

　　斯大林对中国有误会

　　皖南事变后苏联人特别生气，觉得蒋介石对共产党下手太狠，就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援助。

　　那时八路军、新四军很困难，军饷是国民党发，部队扩大了还按原编制发。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了军饷、弹药、被服，并封锁我们。日本人将主要力量（伪军的95%，在华日军的50%左右）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缩小一半。

　　进延安之前，延安不到1万人，后发展成5万人了，4万人都是我们的干部。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所以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时，毛主席对斯大林说我们不可能战术上配合。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又要求我们到边境拿武器，战术上配合，毛主席又一次拒绝了。毛主席是独立自主，王明提出过“保卫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脱离中国实际。

　　我认为，斯大林对毛主席有误会，说我们那么困难你都不帮我们。其实斯大林不了解情况，我们更困难，日本人在长城附近制造无人区，别说大部队，就是小部队通过无人区都是很困难的。但这个看法，师哲没跟我讲过，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运动为何会扩大化

　　师哲告诉我，苏联第一次肃反起因是基洛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暗杀，斯大林很愤怒，要查怎么被暗杀的？查的过程中扩大化了。斯大林知道了，说怎么能扩大化呢？再查，谁扩大化的？第二次又扩大化了。然后斯大林还想查，想搞清楚。又搞了第三次，又扩大化了。这时斯大林明白了，不能再搞了。师哲说肃反就是这么扩大化的。

　　大国搞运动，一点不扩大化确实太难了。

　　师哲回国后，延安开始“整风运动”，毛主席要借相对安静时期清理党的政策，统一思想，在高级干部中展开讨论，我觉得毛主席说的许多话,现在也适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应该好好学习。

　　在1942年整风时，发现确实有特务。但估计过高，扩大化了。我们保卫部门派出去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里的人，结果被咱们另一个系统报回来了，再加上苏联也搞肃反，康生在苏联学会了肃反的“经验”，他领导“抢救失足者”就扩大化了。

　　后来毛主席给大家道歉。毛主席说我给你们敬礼，你们不原谅我就不把手放下来。

　　性格激烈倔强的师哲

　　师哲对斯大林的评价，一会儿特别高，一会儿特别低。他女儿给他写了一本书叫《峰与谷》,有人说，看了这两本书（另一本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是两个不同的人。

　　师哲个性特激烈，有陕西人的倔犟。他儿子都跟我说，你看我爸有朋友吗？师哲骄傲，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我在序言中说：“我从事专业党研究近30年，采访过数百位领导同志，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将军们，当他们谈起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情景，话语间充满了崇敬之情，往往以仰视的角度回顾历史。师哲则不然，一惯以平视的角度看待、评论老一辈领导人。”

　　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师哲主动离开中央，至于为什么，就不知道了，起码他不愿意看到中苏关系不好，他不愿意参与这些事了，我觉得他对苏联还是很有感情的。师哲有一个儿子是他妻子带来的，叫李钊。父亲是烈士，这个孩子一度改姓师。后来他要到捷克留学，师哲跟他说：你还改回姓李，因为你是烈士的子弟，你的爸爸是烈士。

　　师哲对政治非常敏感，想得很远，怕自己万一出事李钊受牵连。

　　师哲眼中的首长们

　　师哲对当时的中央领导评价很高，比如任弼时，在五大书记里，他最年轻，比毛主席小11岁，当年跟陈独秀吵过架，那时任弼时才23岁，陈独秀都48了，那时连毛主席也没跟陈独秀去吵架。

　　任弼时非常聪明。他到街上看到人家在那儿画画，他买了一个笔，自然就会画，无师自通。

　　师哲对彭德怀有点看法，他说（延安整风时）他去彭德怀那儿，彭德怀赶快躺下装睡着，因为师哲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但他对彭德怀印象很好。

　　师哲与高岗关系也很不错，他们都是西北人，一次高岗离开延安，陪江青出巡到绥德调查，师哲批评高岗：你把延安丢了，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赶快讲了实话，说这是为了照顾主席才去的。他说：我不捧她但是也不能得罪她。一般人能说这种话吗？所以他们之间很熟。建国后，他和高岗一起去苏联访问，当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说：你给我拿着皮包。师哲说：我记性不好，爱丢东西。拒绝了。他们之间很随便。

　　师哲1959年回北京，想见毛主席，让毛主席给他安排的更好一点，后来庐山出事了，也是西北人的安子文说你赶快走吧，再不走比这个处理还坏，趁着毛主席还没回来。

　　心中有信念的一代人

　　康生和师哲都是留苏回来的人，都有“亲苏”背景，但中苏关系恶化后，两人命运很不一样。当然，康生原来地位就比师哲高，1931年就是中央委员，没有可比性，此外，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加上师哲自己在生活作风上也犯了错误。

　　我觉得郝在今《中国秘密战》里对康生的描写挺准的，他说康生带有共产国际的东西，康生在延安穿的靴子也是西式的，穿从苏联回来的那种皮衣。说话时不时说两句俄语。

　　我1975年见师哲时，他已经70岁了，非常健谈，我们俩谈了一上午。我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那儿跟我说，“年轻人，要警惕啊！”因为1975年局势动荡，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当然，他们这些人都是有信仰的，在参加革命时就想好了，会坐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委屈。他们说：我们相信党，相信群众。这个不是说说，而是说从心底里真正的相信。而且他们没有做坏事，问心无愧，不害怕审查。

　　那些共产党先辈，他们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看着这个国家太受人欺负了，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积贫、积弱，要改变这种面貌。要不然建国时，毛主席怎么会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批人心里是有国家的，所以他们不太在乎个人的得失。因为他们参加革命不是奔着官去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寻找个人的出路，而是为救国，为了国家富强，为了民族强盛。

　　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我有一次访问郑超麟，他是托派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坐牢的。托派1950年闹事，要夺取政权，是有行动的，所以把他们抓起来了。“文革”后才放的，他一共坐了37年牢。我问他：郑老，您坐这么多年牢，你怎么过来的？我说，看过一个简报，你从牢里出来了，你说你信念不变。我说有没有这么回事？他就笑了，不说有也不说没有。我问他：你坐了这么多年牢，你怎么能够活这么大岁数？他说我在入党之前早就想好了，我要参加革命是抛头颅洒热血，我连命都不在乎。

　　我都没有问过师哲这种问题，我觉得都用不着问。我们已经很了解了。因为我跟郑超麟就见了一面，所以就问了这样的问题。

　　这批人都是这样的。那时候参加革命，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随时要牺牲的。包括1942年以前那么艰苦，那些能坚持下来的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有一句话，布尔什维克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比如待人简单粗暴、知识不够等。但是他们对革命很忠诚，而且就是愿意牺牲自己，他们没有考虑到别的。

　　陈辉/整理

　　李海文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