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新雨后，乱花覆古塘。停舟做一梦，无处不清凉。 　　

　　作者：刘树勇 微博：http://weibo.com/u/1454064140

　　

位卑未敢忘忧国

 

　　“我坚信，只要亿万群众都能从历史深处走出来，以现代法制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以主人翁的身份，敦促建立起真正的、完备的、行之有效的监督公仆机制，我国的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就能收到很好的成效，从而走出反腐败的轮回。”

 

　　在再版的《简明中国反贪史》（九州出版社出版）中，著名学者王春瑜先生的这段话振聋发聩。

 

　　与几年前相比，78岁的王老身体欠佳，但依然滔滔不绝、纵论古今，思想之犀利，论事之透彻，令人高山仰止。

 

　　15年前，当王老转向中国反贪史研究时，这是一个乏人关注的冷门领域，学者们觉得学术价值不足，而普通人又少有历史眼光，好不容易编成了书，出版社觉得没市场，干脆将其拒之门外。

 

　　人人恨腐败，却人人都不觉得自己应该为反腐做点什么。除了自嘲、恶骂、抱怨和等待，人们习惯了不作为，宁可让铁屋子越扎越牢。中华民族与腐败已经斗争了几千年，可始终未能战而胜之。历史告诉我们，腐败不仅会让一个政权垮台，还会让人民道德堕落，而这样的惨剧怎能再进行下去。可当士的精神凋谢时，还有什么能带我们挣脱历史与现实的枷锁，获得心灵的解放？

 

　　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

　　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

 

　　800多年前，陆游写下了这样的诗篇，他一生不得志，怀抱无以寄托，故在诗中纵情宣泄，再三致意，苦难不能凋谢一个读书人的操守，不能遮蔽他对良治的向往，更不能湮没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读《简明中国反贪史》，非为言辞之美、梳理之密，而是为了体会道统、学统的接续，作为后来者，于此可知自身责任之重。

 

　　为此，《北京晨报》特专访了著名学者、作家王春瑜先生。

 

　　王春瑜：反腐需突破“鬼打墙”

 

　　没赞助差点胎死腹中

 

　　北京晨报：您主编的《中国反贪史》和您撰写的《简明中国反贪史》在今天影响很大，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冷门话题，您是怎么想起做这个的？

 

　　王春瑜：那还是15年前，我这人一介平民，位卑之人，但“位卑未敢忘忧国”，虽为布衣，也在忧国忧民。我总觉得，做学问不能做到“乾嘉学派”那个地步，太钻牛角尖了，完全呆在象牙塔里，脱离现实。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腐败现象也日趋严重，我觉得很愤慨，看不惯，因为腐败榨取的对象正是我这样的平民，所以决定主编《中国反贪史》，找了几位朋友和后辈参与写作，那时经费不够，但大家一听说这个选题，都很高兴地参与了进来。我想，这是共同的忧患意识使然。

 

　　书编成了，却出版不了，找了一家国营大社，本有义务出版这样的书，可人家却问：有赞助没有？没有赞助没法出。

 

　　非常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将这套书出版了，没想到一下引起轰动，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为此做了2个小时的专访，这套书还获得了第13届中国图书奖。

 

　　后来我觉得，《中国反贪史》偏学术，而且2卷90多万字，普通读者看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又写作了《简明中国反贪史》，这本书就好出版多了，时间越往后，出版社的主动性就越大，因为人们对反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皇帝希望臣子贪

 

　　北京晨报：从历史上看，我们一直在反腐，可为什么总也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

 

　　王春瑜：因为在皇权制度下，反腐不可能彻底。

 

　　明代朱元璋痛恨腐败，不惜采取“国家恐怖主义”，手段特别残酷，比如勾肠、炮烙、剥皮揎草，到今天，我老家盐城一带方言中还有“我把你揎了”这样的话，外地人听不懂，今天年轻人也不知道了，其实就源于剥皮揎草。

 

　　可朱元璋死后，到了明中叶，官员竞相贪腐，有法不依，到了明末，人人腐败，王朝崩溃。

 

　　清代初期腐败也很严重，王公贵族跑马圈地，就像元杂剧中说的那样，“番将无产业，弓矢是生涯”，打仗是他们的赚钱方式，范文程、洪承畴等对此颇为忧虑。顺治帝后来幡然悔悟，下了“罪己诏”，坚决反贪，可到了康熙，有官员贪污，被人举报，这个官员很得康熙欢心，结果康熙反而斥责举报者：这是皇家自己的事，与汉人何干？还说“水至清则无鱼”。

 

　　皇权之下，反腐力度取决于皇帝是否重视，在专制者看来，贪污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有些皇帝甚至希望臣子贪财好货。

 

　　比如汉高祖刘邦，杀了军事天才、有大功的韩信，萧何颇觉担心，知道离死不远，别人建议他赶快贪污，这样刘邦就不再怀疑他在政治上有所图谋了，萧何果然在长安买了很多房子，转手炒卖，当时刘邦在汉中，派人暗中监视，知道萧何正忙着“黑”钱，果然“龙颜大悦”。

 

　　三千年总也走不出“鬼打墙”

 

　　北京晨报：可历代皇帝也会抓一些贪官啊，不一定都希望臣子贪。

 

　　王春瑜：即使抓贪官，也多是“政治问题，经济处理”，在皇权制度下，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这种阴暗一直被继承下来，数千年未变。皇帝打贪官，并不是为民除害，而是为了一己私利，明代把刘瑾打下来，可抄家的黄金去哪儿了？并没有放到国库中。清代和珅倒台，他贪的钱又去哪儿了？所以民间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纵览中国反贪史，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公式：开国之初狠抓反贪；中后期“寻租”之风愈演愈烈；到了执政末年民不聊生，始终无法走出这个轮回。三千年来，这个公式不断在重写，怎么也走不出去，仿佛我们民族遇到了“鬼打墙”，可这世界上真有鬼吗？我想，那是人心中有鬼。

 

　　要突破“鬼打墙”，需要法治，要让人民群众充分参与进来，不论是谁，都要接受监督，因为人性是有弱点的，人之初，性本私，不掌握权力时，也许意识不到，可一旦有了权力，一切就都会显露出来。

 

　　要权力制衡而非权力牵制

 

　　北京晨报：中国古代也有御史、谏官等监督制度，可为何未能有效遏制腐败？

 

　　王春瑜：这些监督制度有局限性，因为皇帝的话没人敢推翻，皇帝说谁没贪，你敢跟他较劲吗？只要存在皇权制度，就无法实施有效监督，政权只能走马灯式地兴起与灭亡，要改变这一格局，只能靠分权。

 

　　在人治社会中，司法、舆论等是没有独立性的，严格来说，这不是权力制衡，而是权力牵制。在今天，我们要建设的是法治社会，可偏偏很多人一听完备的法治系统、民主机制，就像触了电一样，立刻跳起来反对。

 

　　当然，法治社会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西方用了500多年，我们才开始多久？况且我们的封建社会又是那么长，历史的包袱又是那么重。

 

　　草民意识是腐败的帮凶

 

　　北京晨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都痛恨腐败，可绝大多数人只是嘴上抱怨一下，很少付诸行动，这是为什么？

 

　　王春瑜：在古代也如此。古代反贪是在皇权基础上自上而下进行的，人民群众没有参与其中，这就形成了皇帝意识和草民意识，乍一看，两者有矛盾，其实它们互相支撑、互相依存。

 

　　很多老百姓觉得有饭吃、有房子住，也就可以了，觉得争取权利之类与己无关，因而在我们的文明中未内生出对自由、民主的要求。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在历史上，农民受贪官压迫最多，可有几个农民主动去举报？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意愿，不肯自觉地参与到反腐斗争中。不仅如此，许多人从内心中还喜欢上了贪腐，买个县官后想赚回来，肆意搜刮，大家觉得天经地义，如果自己有买官的钱，他也会这么做。

 

　　在今天，这种草民意识仍普遍存在，随便一家小单位，领导就是土皇帝，手下人不叫他职务或同志，而是叫他“老大”，你要提意见，马上就有人劝告你：“说这话不是找死吗？”

 

　　没有政治存在感，没有忧患意识，总觉得反贪与自己无关，反正我也贪不着，管那么多干啥？ “抗战”时，在“汪伪”占领的地盘上，我就没见过几个农民骂那些大汉奸的，反正不管谁来，草民都要完粮纳税。

 

　　纸质书永远会存在

 

　　北京晨报：您正在做《中国反贪通史》这样的大部头，可今天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您不担心书出来了，却没有读者？

 

　　王春瑜：不少人说纸媒正在消亡，将来没人看书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确实，网络无所不在，但替代不了纸质媒体，汉字系统几千年发展下来，形成了特殊的文明，我相信年轻一代的有识之士会珍重它，仍然会读下去，有一次我去三联书店，晚十一点半还有很多人在那里看书，还有小朋友，那么晚了，他们只能打车回家，但大家依然在阅读。

 

　　纸质书永远都会存在，因为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看书的质量如何，读者对品质、价值的追求，没人可以阻挡，在今天，相当一批读者喜欢看有内容的东西，而那些小资的、无病呻吟的东西虽然也有人看，但看完就没了，留不下什么。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北京晨报：您一生坎坷，晚年不享清福，写这些可能得罪人的书，是否有点不划算？

 

　　王春瑜：在“文革”中，我丧失自由近2年，这段时间让我彻底反思，清代有宁古塔，是流放罪犯的苦寒之地，时人说“人生此地走一回，胜学道三十载”，没有经过事的人，是无法明白为什么这么说的，幸亏我出身贫农，否则就完了。“造反派”让我写检查，我就是不写，反正一样是挨整，驴倒架子不倒，不能像狗一样。最后说我是“王犯春瑜，思想反动”。

 

　　学历史的好处就在于能看明白很多事，在历史上，自认“莫须有”的罪名，一样是没好下场的。

 

　　我研究反贪史，其实也是想以史为鉴，希望敲敲警钟，千万不要像历代王朝那样，表面上在反腐，可没在根本上反，人民群众没参与进来，结果被历史轮回掉。我希望中国能走出这个公式。

 

　　老师提问学生有啥不正常

 

　　北京晨报：虽然腐败亡国，但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王朝还是因军事失败导致的灭亡，可不可以这么看，只要军队实力够，腐败也不那么可怕？

 

　　王春瑜：在今天，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其实很荒唐，历代皇帝都把宝押在军队上，可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秦始皇的军队从实力看，在当时要排在全世界第一，却二世而亡，如果有了强大的军队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今天还生活在秦王朝。政治腐败了，军队有什么用？那是根本靠不住的。

 

　　北京晨报：您的这本书，应该让更多的领导干部看到。

 

　　王春瑜：他们很多人看过，而且我也做过很多讲座，学员都是高级领导，在这种场合，不少老师是事先写好稿子，结结巴巴地照着念，他们很奇怪：你怎么还敢提问学员啊？我说废话，我是老师，他们是学生，应该他们紧张，我为什么要紧张，老师提问学生，有什么不正常的？从这桩小事就可以看出来，草民意识影响之大之深，在许多地方都存在。

 

　　陈辉/文

 

　　王春瑜

 

　　1937年生于苏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于明清史研究，主编过《中国反贪史》等，著有《明清史散论》《明朝酒文化》等20多种学术著作，此外以杂文见长，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因《中国反贪史》等著作，被尊为“中国反贪文化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