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立体书封 九州出版社

　　张海涛：杨老师、曾老师、黄老师、韩老师四位嘉宾以及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出版座谈会是腾讯网、《北京青年报》和九州出版社联合举行的，同时也邀请了一些媒体朋友，腾讯网、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共识网、《北京青年报》、《光明日报》、《新京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北京晨报》，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和朋友在这么热的天一起座谈讨论杨天石老师的新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

合影

　　这本书从杨老师写作，然后把稿子交给我们出书的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我们拿到稿子后也经过了认真的编辑、加工，通过一定的申请书号、报批，走完所有程序后。从杨老师的角度，抱着把书臻于完善的想法，就其中修改的细节斟酌了很长时间，我们为这个书的出版有一段时间内处在怎么样把内容做得完善、做得全面的阶段上，时间拖得比较久。很多朋友在我们开的官方微博上，迫不及待地问，天天问，有的人问两个月：什么时候出？最近，终于出版了。出版以后，很快引起了学界、读者群的关注，大家很关注这本书。这本书出版后，当然也有不同意见，从第一二册出版就有不同意见，这个第三册出来后还是有不同意见，也反映了我们思想的多元化，对这个历史有不同的认识。在学术研究探讨方面有不同意见没有关系，通过讨论、研究、探索，将过去的历史，以杨老师这样的大专家的研究，把成果拿出来，供大家一起研究、讨论，把这些历史真相通过大家一起关注，可以推进历史研究、学术的发展。所以我们也衷心地希望这个座谈会能够开得成功，希望媒体朋友大家一起来关注，让更广大的学界、读者能够了解这本书的相关情况以及背景，促进学术的发展。

　　座谈会先请杨老师简单讲讲这本书写作出版相关的故事、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之后请三位嘉宾关于杨老师的著作、关于他们对蒋介石的研究谈自己的真知灼见，媒体的朋友、听众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提出。最后，杨老师有一个比较长的系统发言，这个发言杨老师做了非常详细的准备，包括PPT，您的题目叫什么？

　　杨天石：毛泽东1936年致蒋介石函引发的思考。

　　张海涛：杨天石老师的重头发言放到最后，所以今天座谈会的内容将会很丰富，先请杨天石老师简单说两句。

　　杨天石：谢谢诸位光临这个座谈会，我最初关心《蒋介石日记》是上世纪80年代。最初是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看到了蒋介石日记的一部分摘抄。后来在台湾读到了蒋介石日记的五个摘抄本。最后是2006年在美国胡佛档案馆看到了蒋介石日记的全部。这个过程大概是30年左右。《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分批、逐年开放，2006年到2010年分四批开放，因为蒋的日记保存下来的有53年。我到胡佛研究所6次，其中为《蒋介石日记》专程去4次，4次是4年，大概10个半月的功夫，我把他的日记从头到尾看完了，而且做了比较详细的摘抄。

　　在阅读过程里，我发现蒋的日记不仅时间长，而且有比较大的史料价值，因此就决定一边读，一边来研究解读《蒋介石日记》。到现在为止，我关于《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写了四本书，第一本书是2002年出版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到胡佛研究所、胡佛档案馆阅读了蒋的日记原本后，2008年出了第一本《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一辑，2010年出了第二辑。2010年以后为了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用两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书——《帝制的终结》。第三本是2011年辛亥革命研究完后，我开始着手写第三本。第三本写得比较吃力，因为牵涉的问题比较多，比较复杂，一直到今年才出版。我现在正在准备写第四本，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议，是带着两个耳朵来的，希望听到来参加会议的学者和媒体的专家们提出意见，然后我来考虑怎么样把第四本写好，所以，欢迎诸位用高标准，严格要求我的写作，要求我的书，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对我写好第四本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谢谢大家。

　　张海涛：杨老师的第三本书，我在编辑过程中看了，份量非常重，“七七事变”七十七周年纪念，习主席到抗争战争纪念馆发表演讲，杨天石老师书里也讲到绥远之战，蒋介石抗日态度转变；新疆问题闹得很厉害，杨老师书里涉及到蒋介石是怎么收回新疆主权的。接下来是重庆谈判，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还有到台湾以后，蒋介石怎么解决钓鱼岛问题。这些都涉及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第四册可能还会有比较重要的问题，围绕这本书的其他问题，希望各位嘉宾发表你们的高见，让我们受到教益。

　　我先介绍一下三位嘉宾的情况：曾景忠老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抗日战争研究》的编辑。韩钢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黄老师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曾景忠：这本书我看了香港版，内容一样，我写的书评比较长，就把部分稿子念一念、说一说。我的题目是“从蒋介石日记透视国民政府后期政治”。杨天石第三本解读蒋介石日记的书，从绥远抗战一直到台湾，时间跨度比较长，但比较多的、比较集中的还是抗战后期到退出大陆，这一段时间有关民国时期后期的政治情况更集中一些。

　　杨天石先生擅长收集史料，专门看了《蒋介石日记》，台湾我不了解，但大陆是第一人，斯坦福大学专门邀请他去看的。另外他对其他民国时期的历史、近代史的研究首先收集了大量史料，然后才写书。这本书也是这样的特点，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他研究的专题很有帮助。这本书虽然是解读蒋介石日记，但不限于仅仅讲《蒋介石日记》，而是通过《蒋介石日记》一些问题作为线索，对民国史做专题研究，是民国政治史、中国政治史的专题研究。

　　这本书里既说了民国政治的一些内幕（过去人们不知道的情况），同时也澄清了过去一些历史误传和初步的论断。可以说《蒋介石日记解读3》一书里，每一篇都赋有新意，每一篇文章都很有意思。比如绥远抗战这一节，最早就不用说了，说蒋介石妥协、投降、卖国。最近这些年来开始承认蒋介石抗日了，但蒋介石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抗日，有很多说法，没有准确的观点出来。这本书里，通过绥远抗战来说明一个问题，过去最多是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下定抗战的决心。虽然抗战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前，但这本书通过绥远抗战中蒋介石怎么做的，对阎锡山、傅作义、陈诚他们怎么知道的，说明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要抗日了。

　　再比如蒋介石反对贪污，过去都认为国民党从上到下都是贪污的，蒋介石等四大家族总是贪腐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蒋介石在抗战中对发现问题也进行了处理，抗战结束后更企图开展反贪活动，但没有收效。这在杨先生书里都有写。

　　下面我讲讲我看这本书后的一些感受。这本书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地位和国共关系两方面的印象比较深。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后期，特别是抗战结束以后，我感觉处于弱势地位，为何？因为有一个竞争对手——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战时期强大了。共产党一开始公开表示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毛泽东的很多讲话说“要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抗战”。但抗战结束后，因为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和国民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相应的，国民党政府政治地位相对较弱，和共产党谈判中包括美国从两党制制度考虑，主张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联合政府，也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平起平坐，联合了。原来，共产党军队、根据地只是国民政府、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支军队。从杨天石先生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出抗战后期到抗战结束以后，国民政府处在弱势地位，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受美国的影响。共产党的力量不光是军事、政治力量，也包括外交关系，因美国的介入，美国希望共产党能够与国民党和平合作，于是，共产党的资本就大了，特别明显的是美国赫尔利调停国共关系，尽量满足共产党的条件和要求。比如赫尔利到了延安后，搞了一个《延安协定》，赫尔利在上面签字了，回到重庆后蒋介石不同意，搞得蒋介石很被动：美国作为一个中间立场同意了，国民党不同意就是不合作态度。共产党主动，国民党相对来说处于被动的地方。这是我看杨天石先生书后的一个最大感受。

　　有一些情况，如蒋介石反贪、关于胡适竞选总统。国民党政府后来制定宪法、实行总统制，李宗仁要拉胡适参加总统选举，这时候蒋介石也邀请胡适参加选举。过去大家知道这个情况，但整个过程，蒋介石是怎么进行活动的大家不了解，但杨天石先生这本书讲得很透彻。

　　过去我对杨天石先生比较了解，通过这本书，具体写作与内容更加说明他学术修养的功力。比如抗战结束后，八路军总司令发表命令，过去是以第十八军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的。但到8月16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军抗日区总司令发布命令，并且称蒋介石政府为“你”，宣称其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军广大人民和武装，要求在日本投降时必须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朱总司令过去发布的命令大家都看过，但杨天石先生从命令里分析，这完全是一种对等的、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的口吻，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新动向。杨先生从讲话的口气分析出国共关系已经变化。

　　另外，8月1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会，有的记者问：假如有人不服从蒋委员长的命令，政府将怎么样？行政院的参事回答：蒋委员长已经成为全国正统的领袖，他的命令全国应该遵守，违反者即为国民的公敌。第二天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个评论，说“人民公敌蒋介石发出了内战信号”。杨天石将国民政府外交部记者会的资料，和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将两个文本进行对比，发现并不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看出，杨先生学术修养的功力，看出国共双方的关系，看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军事对峙的情况。

　　再有一个例子是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到重庆谈判，一开始大家不知道，包括过去的党史著作说毛泽东接受了。实际上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毛不想去，后来为什么要去？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的回忆录里讲：苏联发了电报，劝中共中央接受邀请去。杨天石先生的书里说得非常准确：“部分地接受了莫斯科的劝告”。莫斯科要求中共改变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路线，这个路线是什么？走法国的道路——把军队交出来，参加国民党政府。而毛泽东接受邀请到重庆去谈判，虽然考虑是否可以参加联合政府，但并没有改变不交军队的想法，或者这里，杨天石先生用“部分地接受”的表达很准确。

　　所以，杨先生一方面是用大量的史料论证每一个问题，同时对史料的研究很深入。这是我简单地讲了讲看本书后的感受，文章比较长，就不具体说了。

　　最后说一点，现在有人大批历史虚无主义，其中一个靶子指向杨天石，，认为杨单凭《蒋介石日记》就自称可以写出真实的历史。其实不是这样，杨天石看了《蒋介石日记》，写了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文章、书，但杨先生是根据大量的史料佐证的，不仅仅是单凭蒋介石怎么说就下结论，不是这样。把杨天石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说研究《蒋介石日记》是罪过，这很不公平，不符合事实。我简单先说这些，谢谢。

全景

　　黄道炫：今天是第二次参加杨天石新书座谈会，2010年第二本书座谈我去了，那次去我提出了一个期望，想尽早地看到杨天石老师写《蒋介石传》。当时他告诉我要写第三本，去年我听说要写第四本，我希望第四本是最后一本。为什么？固然杨老师（杨天石：不要称老师，直呼其名）精力非常旺盛、精神非常好，对此我深有体会——去年我们在国史馆看档案，我看半天起码要出去一次，他一般在里面会一直待着，这种精力让我非常佩服。不过无论怎么说，到了一定年龄后精力有限，现在来写精力各方面能够保证一个更好的状态。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杨天石老师是“前无古人”的，可以大胆地加一句“后无来者”，因为我基本不相信以后还会有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又有像杨老师那样的学术水准、学术认知，来研究蒋介石。我期望杨老师尽早写出《蒋介石传》，您的第四本书希望您如期完成，尽早投入到《蒋介石传》的写作。

　　这本书是讲蒋日记，这些研究，杨老师文章的水准在学术界有认可，因为杨老师文章的严格、严谨，学术上我想没有人对他文章提出太大的疑问。我想讲两句关于日记的问题，不光是政治上用历史虚无主义批评杨老师对蒋日记的使用，其实学术界本身也会有很多人怀疑《蒋介石日记》的可靠性、真实性。我认为有这种怀疑很正常。但我觉得任何一种资料都有被可怀疑的地方。档案、文献就一定可靠？也不一定。日记当然比档案的可靠性差一点，但关键在于谁在用，具有很高研究水准的人如杨天石老师，用什么资料也会用好。高水准的研究者用什么资料，我都会对他抱有相信的态度，因为有信任、信用给你，他一定会对史料有鉴别。如果不具有这种信用，即便用档案我也会怀疑。所以研究者的水准会决定使用材料的可靠性。这是我看这个问题的一个视角、一个标准。

　　其次是《蒋介石日记》可靠性问题。这些年我读了一些日记，印象最深的分别是《蒋介石日记》和最近出版的《萧军日记》。这两个日记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里面有人的内心活动，可以看到他的灵魂在里面，读萧军日记如读小说一样，可以一直读下去，《蒋介石日记》也是这样，有灵魂的挣扎，《蒋介石日记》里批评别人、骂人，骂身边的人。我们想想自己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只不过我们不写而已，我们的想法也许跟蒋介石很相像。萧军日记也是这样，他很聪明，做事很厉害，看到很多事，总会觉得周边人跟不上，会产生你怎么这么笨、这么愚蠢等这样那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在我看来很正常，当然我们很多人不会把这个东西写下来，即使没有人看，像我这种心里很阴暗的人，也会想万一被别人看见怎么办？心里总会留一手，而蒋在20年代成为中国的领袖后，一定会想到这个日记会被后来人看到，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面对自己的内心？蒋比我做的好一万倍，所以我很佩服蒋和萧军日记里的对个人的坦诚态度。但能不能说他们一定把自己所想的都写进去？也许蒋会故意记一些不应该记的事。但最起码，蒋比一般人好得多，这也就使他的日记在史料价值上有更多的提供。现在大部分看过蒋日记的人，都会承认蒋日记是比较靠谱的，起码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蒋在哪一件事上刻意在日记里造假，没有人指出过这样的现象。而这样的现象在很多人的日记里比比皆是。所以从学术上来说，《蒋介石日记》的可靠性、真实性，我个人给比较高的评价。

　　既然我们给它比较高的可靠性的评价，作为民国时的第一政治人物，其日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我在看蒋的日记时也产生一种感觉：蒋的日记似乎又并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么重要，可以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观感。这样的案例不是太多。为什么这样？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在《蒋介石日记》出版之前，历史研究界，尤其是以杨天石为代表的民国研究学者，在没有日记的情况下，用档案、文献已经给出了比较可信的关于蒋介石、关于民国时期的描述，我们把日记拿出来时，更多是印证而不是推翻了他们的描述。之所以日记不像期待的价值那么高，恰恰要感谢以杨天石老师为代表这一批学者研究的贡献。我觉得杨老师做《蒋介石日记》，就像对一块好玉一样，用很高的水准给雕琢出来，这真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当然，杨天石老师能够有《蒋介石日记》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高度关注度的点，帮助提升他的民国史研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一件幸事。所以，两者之间（杨天石老师的研究和《蒋介石日记》）可以说相得益彰，相映成趣，这非常好。但我还是要说，更希望看到他的蒋传。谢谢。

　　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我是研究党史的，研究民国史和研究蒋介石不是我的专长。当然，蒋介石的研究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分不开，所以我是抱着请教的态度来的。

　　认识杨天石先生是1997年，但他的大名1980年代就知道了。那时他所写的关于中山舰事件之谜的文章非常轰动，倒不是因为胡乔木欣赏这篇文章，而是他对中山舰事件的研究颠覆了中共党史对这个事件的叙述。很长时间里，人们以为弄清楚了的事，其实根本没有弄清楚，或者完全误解了。那时候就知道了杨先生的大名，随后拜读了他的一些包括蒋介石研究在内的民国史研究的论著。当然，因为专业原因，不像民国史学界的学者读那么多、那么系统。

　　1997年在杨先生麾下做《百年潮》杂志的编辑工作，就跟他认识了，直到2004年，有很多接触和了解。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杨先生研究蒋介石的著述开始系统出版，他的第一本书《蒋氏密档和蒋介石真相》是2002年出版的，几年后又出版了第二本，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第三本。

　　蒋介石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虽然分属于民国史和中共党史两个领域，但两者密不可分，因为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甚至包括当代历史上，国共关系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前面只是举了中山舰事件这一个事情，其实还有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都对中共历史研究有一个极大的参考、借鉴和推进作用。

　　杨先生这本书我最早看到的是港版，读了有关蒋介石与钓鱼岛问题和苏联试图与台湾谋划反攻大陆的两篇文章，这次又读了关于战后国共谈判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意义，第一是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历史知识。过去有很多事情人们并不了解，比如关于钓鱼岛的问题，不是读了杨先生的文章，不会了解蒋介石同它的关系；再比如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曾经跟台湾方面合谋反攻大陆，不是读了杨先生的文章，我也不了解；还比如抗战胜利前后国共谈判的很多细节，我也是从杨先生的著作里了解到的。第二是澄清了对很多对历史的误解。比如关于赫尔利在国共之间居中调停，在过去中共党史著作里赫氏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人物，毛泽东在七大的闭幕词《愚公移山》就把赫尔利说得很不堪，人们一般也认为赫尔利有明显的倾向于国民党蒋介石方面的政治立场，认为他跟中共的谈判不过是一味偏袒国民党方面。透过杨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出，事情不是过去的著述描述的那么简单，赫尔利在延安跟中共领导人谈判，尽管经过了很多讨价还价的博弈，最后同中共达成了共识，提出了一个方案，结果赫尔利以这个方案跟蒋谈，却被蒋拒绝了。这个细节表明，赫氏并非一位偏袒蒋介石。

　　所以这样的研究对于人们了解中共历史，反过来有很多帮助，不仅是了解国民党在退到台湾之前的中共历史，也包括了解退到台湾以后两岸关系的历史也有很多帮助。

　　关于蒋介石的研究，在中国大陆过去一直是禁区。1980年代开始突破，1990年代以来突破更多，进展更大。杨先生的研究可以说是代表。虽然如此，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迄今为止，对蒋介石的研究似乎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好像总有一种或显或隐的禁忌。依据新发掘的史料，对历史重新做叙述，对误解做澄清，总会引起一些人的警觉，这种警觉很像过去年代那种“阶级斗争”的警觉。杨先生对蒋介石的研究，从2002年《蒋氏密档和蒋介石真相》发表以来，不断受到有这种“阶级警觉”的人的非议。澄清一些历史，提供新的史实，在他们看来，就是“为蒋介石翻案”，甚至是要把蒋介石树为“民族英雄”，因此大逆不道。直到21世纪，这类非议仍不绝于耳，到今年更厉害。有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矛头直指杨先生的蒋介石研究，把杨先生的研究作为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其实，不要说有专业知识，有一点基本常识，稍微认真一点读读杨先生的著述，就得不出那些批判者的结论，就看不到批判者所扣的那些帽子。比如指责杨先生最流行的一种说法，称杨先生认为只要看了蒋介石日记，就可以改写历史。这个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蒋介石日记的披露，肯定会提供一些以往未知的史实，澄清一些以往混沌的细节，甚至修正以往失实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改写历史何错之有？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杨先生关于蒋介石研究的著述非但从来没有仅凭蒋氏日记写蒋介石，而且多处强调蒋介石日记也有局限，透过其他史料对蒋氏日记作了考证和纠谬，因而绝不是什么“重写近代史”。

　　令人不解的是，也有比较严肃的学者，不是那种抱有“阶级警觉”的学者，也批评杨先生认为只要看了蒋介石日记就可以重写蒋介石。杨先生的著述当然不是不能批评，但是批评要有根据，要讲道理。我以为，这类微词值得商榷。读杨先生的著述，如果真是发现全书或全篇文章只是依据蒋氏日记，也许这种批评还有一点根据，问题是，事实恰好不是这样。杨先生是非常严肃、严谨的学者，作为历史学家，他从来没有采用单一史料研究蒋介石，而发掘和利用了多品种、多样性的资料来还原事实。这里顺便提一句，读这本书的《蒋何以邀毛，毛何以应邀》这篇文章，蒋的日记很少引用，不知是因为蒋氏日记相关内容太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杨天石：什么原因？因为我还有一篇3万字关于重庆谈判的文章，那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发表，避免重复。

　　韩钢：那还好理解，我还以为为了应对批评留一点策略。这本书对于《蒋介石日记》引用反而不如前两本，当然我读得有限，主要读了《延安协定》蒋为什么不签字，《蒋何以邀毛，毛何以应邀》这几篇文章。

　　张海涛：我们请杨老师的重点发言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大家提问。

　　杨天石：谢谢刚才三位教授的发言，下面我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几个问题。在我讲完以后，欢迎诸位提出问题，我们来一起讨论。

　　我的题目是“毛泽东1936年致蒋介石函引发的思考”。讲完以后，欢迎诸位提出问题来一起讨论。请先看毛泽东致蒋介石函原文的一部分：

　　“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人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

　　这封信由毛泽东起草，写于1936年12月1日，署名者有中共领导19人，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毛泽东书信选集》里都可以找到。信中讲的是绥远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在前线的中国军队人数太少。在这以前，中国军队跟日本打过两仗，一次是长城抗战，一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两次都是因为中国军队人数少而失败。今天停止内战，明天我们红军就和您的军队从互相残杀的战场开赴抗日前线，绥远的国防力量就可以增加好几十倍。显然，此函的目的在于动员蒋停止内战，到绥远去抵抗日本侵略。

　　毛泽东等告诉蒋介石：只要您的想法转变一下，就国仇可报，国土可保，丢掉的土地可以收回来，您蒋先生也就可以成为光荣的抗日英雄，今后会“图诸凌烟”，“凌烟”是唐太宗为了表扬立下战功的将领而修建的高楼，相当于纪念馆。毛泽东说：只要您抗战，将来会把您的画像挂在纪念馆里。“馨香百世”。“馨香”就是烧香致敬。烧多少年？一世是三十年，百世是三千年。毛泽东跟蒋说，只要你抗日，我们就在你的画像前烧香致敬三千年。蒋先生干嘛不干？

　　毛泽东等接着给蒋介石指出两条道路：抗日或降日。毛泽东说：我们不希望蒋先生将来因不抗日而挨中国人骂，希望将来普天后世之人都认为你是“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劝告书，也是对蒋介石的许诺。

　　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共已经长征到达陕北，处于继续被国民党围攻的艰难境地。当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日本正准备进攻绥远，想在“满洲国”之后再建立第二个傀儡国家——“大元国”或者叫“蒙古国”，之后再建立一个“大夏国”。中国古代有元朝，所以日本人就想搞一个傀儡国家叫“大元国”；中国古代有一个国家叫西夏，日本人就想搞一个傀儡国家“大夏国”。这时候，国共两党已经打了近十年内战。从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到后来围剿中央苏区和中共在各地的苏区，中共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已经积累了血海深仇。

　　毛泽东等人这封信体现出中共秉持民族大义的精神，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很重，把党派、团体利益看得比较轻;同时，也体现出中共不念旧仇的广阔胸怀。自1927年起，蒋介石和国民党开始反共，杀共产党，杀了快10年，但毛泽东等人仍然不念旧仇，愿意联蒋抗日。

　　蒋介石怎么回答呢？第一，在毛泽东等写信之前八天，蒋介石已经指令傅作义部队主动攻克绥远的百灵庙。百灵庙是日本人企图建立的“大元国”的首都，蒋介石下令打下百灵庙，从而，粉碎了日本建立“大元国”的阴谋。第二，毛泽东等写信之后的十一天，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接受中共建议，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第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5日，中共向国民党递交周恩来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共赴国难宣言”）。前几天，台湾的郝柏村将军参观卢沟桥抗战纪念馆，还问馆长，馆中怎么没有展览“共赴国难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接受《国共合作宣言》。也就是说，蒋介石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的要求，国共实现第二次联合，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蒋介石领导抗战是大功

　　不管蒋介石在其他问题上有怎样的过错，也不管他在对日问题上曾经一度妥协退让，但是，卢沟桥事变后，他没有投降卖国，对内联共，对外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坚持抗战，直到胜利，从而打赢了中国近代史上前此未曾有过的全面胜利的战争，挽救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亡国危机，收回失土，废除不平等条约，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自然，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其中也有蒋的功绩。

　　今天，我们在国际斗争里，特别是和对日本右翼的斗争中，仍然继承了当年蒋介石和国民党人的成果，例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应该说都和蒋介石密切相关。蒋介石是开罗会议的主要参加者，是《波茨坦公告》的三个主要签字国的领袖之一。

　　毛泽东等在给蒋介石的信件中说：“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家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蒋介石做到了没有？应该说做到了。不过，好像多年来我们没有人授予蒋介石“抗日英雄”这个称号。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新华社破天荒公布了一批国民党将领，称之为“抗日英雄”，包括李宗仁、白崇禧等，其中并没有蒋介石。2002年，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的第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有人化名名“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给胡锦涛同志写信说：“总书记，现在中国社科院有一个研究员叫杨天石，他居然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我们老革命岂不成了反革命了？ ”他们要求治我以叛国罪，还要求开除我的党籍。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一个无党派人士。那时，有关机构已经准备罢免我《百年潮》主编的职务。我当时“有恃无恐”。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写蒋介石的书出了四本，书里蒋介石的名字下绝对找不到“抗日英雄”这四个字。

　　毛泽东和周恩来1949年以后对蒋介石仍有肯定

　　1956年毛泽东曾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骂蒋介石了”，“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有三个可能的人选，一是陈诚，一是胡适，毛泽东表示：“我们都是‘拥蒋派’。至于总统，还是他当好。可以给他饭吃，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应当做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1956年，毛泽东还表示，“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在大陆，可以派代表回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马上补充了一句话：“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

　　1956年这一年，周恩来还对一名即将赴台访问的英国人说：“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识毛主席，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1958年又说：蒋介石“不愿意完全受美国的控制。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蒋找到了共同点，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反对美国。”

　　从上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言论可以看出，即使在1946—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之后，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蒋介石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时代变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认识应该有新变化

　　廖承志和蒋经国在莫斯科是同学和朋友，两个人好到可以夜里共盖一件大衣。1982年，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引用了鲁迅的两句诗：“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中共方面第一次用“兄弟关系”来形容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前些年，温家宝温总理也曾经提出，国共两党应该“面向未来，捐弃前嫌。”他特别引用了一句古语：“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就是说，虽然有矛盾有冲突，但我们还是一家人，是好亲戚。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报告时提出：“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也曾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习总书记用这个成语表示，只要两岸团结，国共两党团结，就像锋利的钢刀可以砍断任何金属。

　　这些年，在肯定蒋介石和国民党人的抗战功绩上，我们正在不断进步。原来，我们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是两个“八个字”：“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有一年，北京的一家博物馆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开辟了一个展区：正面战场。在我们的国家的博物纪念馆里把国民党军抗日的成绩公开展览了。但很快就有中央负责同志讲话：国民党叫正面战场，难道共产党是反面战场吗？他不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对的概念，只知道有正面战场就有反面战场，共产党当然不能是反面战场。还有当年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了《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接着就有领导同志讲，“你们二档馆是用共产党的钱给国民党保存档案，替国民党做宣传”。二档馆的领导一时很紧张。

　　如果大家有时间，到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参观一下，原来有一个展区，标题可能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现在换成了“正面战场，继续作战”。日前郝柏村参观卢沟桥展览馆时给馆长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抗战是谁领导的？郝很直率：“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我不知道馆长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沉默还是反驳？。第二，郝柏村问，你们的馆里怎么没有展出“共赴国难宣言”？我没有去纪念馆调查，是否展览这份宣言，但“共赴国难宣言”是不可以不展览的重要文件。在这份文件里，中共明确表示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所必须，本党愿意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中共表示，要停止暴动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同意改编红军。我认为郝提出这个问题是对的，如果不展览这份宣言是不对的。

　　这些年，大陆对国民党人的抗战功绩的认识在逐年进步，但是离还原历史真实还有距离。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里，中共打胜了。打胜以后，我以为应该表现出胜利者应有的风格和精神面貌：一是不要互相否定。前一段时期新华社有三位记者专门找我，说他们是为纪念抗战70周年做准备，要听听大家的意见。他们问我，为什么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抗战估价始终比较低，这是什么道理？我说是因为互相否定。国民党骂共产党游而不击，共产党骂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我们自己都在那儿互相否定，西方人还会说你们抗战伟大，抗战了不起吗？ 二是不要争功。抗战到底是谁领导的？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最初的提法是：抗战是中共领导的。后来改了一个说法：抗战是中共思想领导的。到了2005年，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讲抗战的领导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在重庆，一个在延安。也就是说，国共分别领导。这个稿子送给有关机构审查，被“枪毙”了。后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胡锦涛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说抗战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分别承担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共同构成了对敌斗争的态势”。胡锦涛同志讲了两个战场、两支部队，实际上讲了两个党分别领导，而且胡锦涛同志还把国民党放在前面讲——“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这下，我拿到了“尚方宝剑”，跟郭德宏说，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口径写，两党分别领导。什么叫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什么叫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都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所以从形式上讲，国民党是领导，而且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周恩来都承认抗战的领导者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只是后来国民党领导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不听国民党的领导，于是就形成了分别领导，各自为政的局面，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郭德宏按照我的意见改了文章，第二次送审仍然通不过。

　　今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卢沟桥抗战纪念馆时发表演说，我特别注意习总书记怎么讲这个问题，发现习总书记没有就这一问题表态，没有讲抗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国民党领导，只讲了一段话——“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说法，符合历史实际。所以，我们不要重复过去互相否定、彼此争功的状况，应该努力还原历史真实。第一，要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历史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写。第二，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胜利者的广阔的胸怀和气度。在国共内战中，中共已经胜利了，已经是中国大陆名正言顺的领导者者了，要有相应的胸怀和气度嘛！第三，如果我们能够严格还原历史真相，敢于肯定一切抗日有功人员，我想定将将广泛赢得民心，特别是赢得台湾同胞和广大海外侨胞的心。近年来，我们很注意向台湾“释放好意”，敢于肯定国民党中一切抗日有功的人员就是很大的一种“好意”嘛！

　　实事求是研究蒋介石，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最近，网上有一个网友表示，杨天石出版这本书不容易。对此，（张）海涛总编很清楚。这本书有关部门审查通过了，广电总局也通过了，但最后还差一步，即书号还没有拿到，书号还没有拿到，这本书就还有被枪毙的风险。那几天，正好北大有一位教授发文批判我的蒋介石研究是“历史虚无主义”。海涛总编和我个人都很紧张，万一到最后一关卡住了，书就出不来。我打电话给海涛总编辑，问要书号一般是几天，海涛说7天。我很高兴的是，到了第三天海涛就告诉我，书号拿到了。这表明实事求是地研究蒋介石，中央有关机构、宣传出版机构是支持的。没有这些支持，这本书出不来，大家也不可能坐在这儿开这个座谈会。最近有人借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之机，企图否定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民国史和蒋介石研究方面的进展和成绩，这是错误的。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根据中央精神，否定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伟大成绩才是“历史虚无主义”，我的书从来不批评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什么把我和“历史虚无主义”扯在一起了？我想不通。

　　借这个机会，我发表个人的一点希望：第一，我希望蒋介石的研究能够不再是“雷区”、“险学”，不再有被批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恐惧，我的研究蒋介石的著作能继续得到出版的机会。第二，我希望有的学者要“抛弃内战时期的情绪”。“内战时期的情绪”是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一种不健康的情绪。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有一个报告说，“共产党内有一种不正常的情绪——内战时期的情绪”，他举例说：“现在有的共产党员连孙中山都不要了，孙中山的旗帜我们要永远高举，要把孙中山的优点，思想里好的部分一点一点摘出来，让子孙后代永远继承。”今天有人把实事求是地研究蒋介石也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这正是典型的“内战时期的情绪”。他们只记得内战时期我们骂蒋介石“蒋光头”，“蒋该死”，“头上长疮，脚上流脓”，“头号战犯”，“人民公敌”，根本不记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写给蒋的那封信里所说，蒋如参加抗战就将是“抗日英雄”，。这些同志的问题在哪里？我认为就在于他们还是抱有“内战时期的情绪”。不了解时代已经变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任务也变了。，这些年，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给国民党领导人打电报时，都称“贵我两党”，是朋友关系、友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跟台湾的国民党应该是共同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友党，所以要抛弃“内战时期的情绪”，面对史实，百家争鸣，不再“扣帽子”。要把蒋介石研究看成是必要的、正常的学术研究，看成是为了促进两岸和平关系发展，化解历史恩怨工作的一部分，也看成是大陆对台湾“释放好意”的一部分。近年来，我们对台经济上让利，如跟台湾签订服贸协议等等。但我觉得，我们重新研究当年的历史，国共关系史、抗战史，科学地、正确地评价国民党和蒋介石、这个也是我们向台湾释放好意的一部分。明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如果我们在评价蒋介石上有所前进，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想讲的就是以上几点，讲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茶歇——

　　张海涛：现在进行最后一项，参加座谈会的媒体朋友、听众，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的可以讨论。

　　提问1：杨先生我想问一下关于贪腐的问题，蒋介石对贪腐严刑峻法，对贪腐行为很严厉，而且也说到很多原因，收效不是很好，您觉得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在治理贪腐问题上，蒋介石采取的措施收效甚微。

　　杨天石：我得声明一下，我老了，北京医院给我的诊断是神经性耳聋，希望声音稍微大一点，扼要一点。主要原因我想是国民党的体制不行。有一年我在台湾跟台湾学者讨论这个问题，认为国民党是体制性的无力，没有执行力。也就是说，尽管第一，蒋本人不贪污。第二，从主观上来说，蒋介石反对贪污，而且只要他发现了，大多数情况下他会处理，但是反贪靠一个领袖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绝对反不了，这是个体制性的问题，整个国民党的体制是腐朽的、是没有力量的。在这个情况下，不可能把贪污、腐败的问题根本解决。你想，我们现在反贪腐花了多大的力量？可以说是雷霆万军之力，中纪委包括王岐山同志花了多大力气，如果我们不能够坚持下去，如果我们不能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话，一段时期可能有对贪腐分子的震慑力量，但风头一过，我担心白居易所讲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气候、条件适宜的情况下，会不会有反复我不敢讲，所以要持续、要长久，而且要从体制上解决问题。国民党靠蒋介石一个人反贪的积极性是不行的，有的网民批判我，说“蒋介石是日记抗日”，这个看法我强烈不同意，蒋介石不仅在日记里慷慨激昂地表示要跟日本作战到底，而是在现实生活里打。今天共识网上我有一个谈话，其中谈到，如果讲蒋介石“日记反贪”，我同意一部分，因为看蒋的日记里，确实有很多表示：肃清贪污、反贪污运动，甚至于要求党员要登记财产，不登记财产开除党籍，贪污1万块钱要枪毙，这些条例比现在中共要厉害，中共没有一条，讲贪污1万就枪毙，也没有要求每个共产党员登记财产，没有。但国民党的“厉害”只表现在纸面上、决议里或者根本只是在蒋介石日记里，没有付诸现实，没有在现实里做，不在现实里做，口头上喊，腐败永远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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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非常活跃，网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我想诸位是搞媒体的，你们的思想一定很灵活，一定有很多问题，不客气，回答不出来是我对不起，需要再研究，孔夫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提问2：您这本书虽是学术著作，但在普通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您当时写作时考虑普通读者怎么看，还是主要是跟学界的一种对话？

　　杨天石：我认为学术著作的最高标准应该是雅俗共赏。学者看后表示不错，有推进，学术上提出了新问题，能够有所收获，学者满意。另外，一般读者也能够看得进去，而且最好是读起来津津有味。有一年，我在历史博物馆开一个讨论会，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展览，邀请专家去提意见，我提了三个标准：什么叫好的展览会？——学者满意、读者满意，，领导满意。如果学者满意、读者满意，领导不满意，也不行。学术著作最好是雅俗共赏，学者满意，读者也满意，我自己在写书本时，我想我比较注意这一点，即学术上要有前进，一般读者能够看、愿意看。

　　提问1：黄老师说的《蒋介石传》，有没有在你的写作计划里？

　　杨天石：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共识网访谈中，我曾讲过，多年以前（90年代）台湾学者汪荣祖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两岸三地三个学者共同来写《蒋介石传》，台湾的李敖、美国的汪荣祖、大陆的杨天石，三个人共同写《蒋介石传》，我当时欣然同意。可后来，我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太多，而且我有一个原则，一定要把大部分资料看完才能动笔，到现在，我的大部分资料还没有看完，他们两位的书已经出版了十多年。有很多朋友、很多出版社都希望我写《蒋介石传》，我也有这个想法，合同就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我什么时候动手写《蒋介石传》？第一把第四本出版了，也就是把蒋日记解读工作做完以后，我的下一步就是要写《蒋介石传》。

　　第二，要看上帝还给留多长时间，天有不测风云，大家现在看我精神抖擞，但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问题。这两年我经常接到好朋友的讣告，去世了，如张海涛老师的老师方立天教授，我们是好朋友，方教授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经常一起开会，突然去世了，我刚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所以我能不能把《蒋介石传》写完，要看上帝给我多长时间，如果上帝给我的时间足够，我想在去八宝山之前，这个《蒋介石传》我还是要写的。

　　韩钢：黄道炫说了150岁。

　　杨天石：绝无可能。

　　黄道炫：如果当年李敖、汪荣祖、您一起写《蒋介石传》，我只能说“天啊，太可怕了。”

　　杨天石：他们俩动手很快，把书寄给我了，我还没写一个字。有台湾朋友跟我讲：幸亏你没有跟他们合作，你们不可能合作。李敖是什么态度？李敖被蒋介石关过，他的序言里最后两句是：蒋介石关我那么多年，现在他死了，该是我报仇的时候。如果他是为了报仇，我想我们不可能合作，难以合作。所以后来我倒也不后悔，各写各的，百家争鸣。

　　提问3：1946—1949年这个时间段，你的研究里涉及得比较少，这时候蒋介石的声望跟毛泽东的声望正好呈现逆反的趋势，蒋介石声望几乎跌到谷底，毛泽东声望越来越强，出现这个原因是什么？

　　杨天石：很对，我这本书1946—1948年部分不是完全没有，有几篇，例如，讲1948年总统选举等等，但我承认，有许多问题我准备在第四本里写，特别是马歇尔调停、内战爆发以及蒋介石第三次下野，这都是我第四本要写的重点。

　　提问3：那时候为什么蒋介石这三年的声望为什么下跌得这么快？

　　杨天石：蒋介石声望最高的时候是1945年抗战胜利，如果用一句成语来表现，蒋介石当时是“如日中天”，那时候，北京的天安门挂的是蒋介石的像，我曾经在网上见过一，很后悔没有下载下来（韩钢：那是PS的）（张海涛：前门真实的照片）。不是在前门，肯定是在天安门，而且是天安门的正中挂的是蒋的像。那时候蒋介石正好视察北平，在故宫发表演说，学生涌上去包围了蒋介石，蒋介石被学生挤得透不过来，没法呼吸，后来是军警把他抢救出来。那时候蒋介石住在圆恩寺，他早晨从圆恩寺出来，上飞机，一路上老百姓夹道欢呼，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很感慨：受到老百姓那样的欢迎，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可是，几年功夫，他就变成了人人都骂的独裁者，什么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济崩溃，没有搞土改，继续搞专制独裁，但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比如这个饼干原来几毛钱能够买，但明天上午就变成几块钱、几十块钱，老百姓谁受得了？比如有这样一张照片，老百姓上街买东西，自行车后面驮着很高的金圆券去买。所以经济崩溃是蒋介石声望下跌的重要因素，经济崩溃、军事失败、贪污腐化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他的威信也很快就掉下来了。

　　曾景忠：我说两句，刚才杨天石先生讲到，蒋介石研究的遭遇，希望研究蒋介石不再是雷区，在座很多是媒体朋友，希望媒体朋友帮助造一个舆论，学术研究应该给予学术界一个宽松的政策关系，不要动不动就戴帽子。说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再来，文化大革命原封不动地再来不可能，因为毛泽东没有了、刘少奇没有了，林彪没有了，但某些方面继续存在，甚至根本没有绝迹，比如现在乱批，批“历史虚无主义”，大批判，乱给人家戴帽子。我有一个小体会，我跟杨天石比差很多，他是知名学者，我发表一两篇文章也被人家戴帽子（杨天石：最近被人在网上加了一个帽子“美蒋余孽”）。我注释一下，2005年我发表一篇文章用笔名，当时凤凰周刊为了加重这边文章的份量，引起读者注意，把我放在第一篇，然后注了一下，其实我不愿意亮身份，他亮了“中国社科院抗日史专家”，结果引起反映的是：社科院应该让这样的人下岗。我当时已经退休了，给我了加了一个帽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把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肃清干净，和刚才讲的“美蒋余孽”差不多。“美蒋余孽”是最近我给一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南方周末》，是一本宣传焦裕禄的书，这有什么问题？可能我已经被左派一记上账了，记了两笔账，和黄道炫还有关系，第一笔账是关于九一八以后不抵抗的文章，我说不能把账记在蒋介石的头上，不抵抗是张学良。第二笔账是黄道炫写思想资源那本书，我写了一篇书评，去年春节之前（黄道炫：不过分），结果把我说成是替蒋介石说话的人，给我戴了一个帽子“美蒋余孽”，现在不是文化大重来的问题，而是比文化大革命还厉害，文化大革命是属于毛泽东、拥护文化大革命，但我们大部分人是这样的，我大概还算一个左派。

　　杨天石：我简单说两句，曾景忠教授以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戚本禹的同事，所以跟“美蒋”毫无关系。

　　曾景忠：文革时我还算一个左派，至少是革命同志，一个是被批斗的对象，一个是革命同志，结果搞了几十年成了“美蒋余孽”，现在乱戴帽子比文革还厉害。所以我呼吁要给学术研究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要乱戴帽子。另外，报刊总编包括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要敢于担起责任。这本书能出版，你们付出了很大努力，敢于选这个题、敢于出这本书，如果是胆小的、害怕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何促进民国史的研究？

　　提问4：我看这个书时，看到一个标题，有很多的标题，您应该是选取了不同的判断或者不同的角度反映蒋介石在这段历史中的情况，你选这个角度的出发点是什么？

　　杨天石：第一，当然要契合内容。标题应该正确地反映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第二，要考虑怎么样抓住读者的眼球，让他看到标题就像看内容。就是这两个原则。

　　张海涛：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的座谈会就可以圆满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和媒体朋友，大家在一起用这么长时间开了一个圆满的座谈会。杨老师的书，很多片断结合现在的重点问题，我仔细看过，杨老师是从政治大局、两党关系、开发两岸和平发展的局面，他站的政治角度来写这样的书，用心非常好，站的角度非常好，真不是网上说的文革遗风、扣帽子。从我个人来讲，都可以研究，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的分析和不同的观点，我和杨天石老师某些方面不能苟同，我觉得可以深入地从其他方面开拓视野、得出新的结论，所以“还原13个历史真相”需要大家一起来做，还原的方式是用科学的方法，刚才各位专家都从这个角度讲了要用科学的精神、学术探讨的自由环境、良好的政策，这种学术才能够避免出现险区、雷区。九州出版社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是我们的政治使命，愿意在这方面继续多出一些好书，希望各位学者和媒体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我对各位今天参与座谈会表示衷心地感谢。

　　黄宪华：感谢各位老师和各位媒体朋友。

　　张海涛：谢谢，今天到这里结束。

　　——结束——

曾景忠

韩钢

杨天石

                                                                                                                            本文来自：齐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