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喜欢读小说，以为小说能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强烈，因而也更深刻、更带普遍胜。随着马齿渐增，读史的兴趣超过了小说，觉得读史所受的震撼有远过于小说者。比如，清代官场的腐败，以前总以为各种讲史、杆俸、公案小说已经穷形极相了。读了王春瑜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反贪史》，这才知道，一部中国历史，从某种角度看，就是一部贪污史，史书中对贪贿的揭露，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小说无法达到的。比如，在文艺作品中，通常的套路总是两军对阵，壁垒分明。有贪墨的官吏，就有清廉的官吏，两者斗得不可开交，虽然暂时邪可压正，最终总还是正胜于邪，而作为最高仲裁者的皇帝，也总是以清正廉明的维护者收场——尽管他在某个时候受过蒙蔽。这或许是“教化的需要”。文艺作品总包含着作者的理想，而以清官治贪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心态。

　　但若看看历史，事又有大谬不然者，贪财好贿的赃官，常常正是皇帝的心腹或宠臣。皇帝不死，贪官不倒，因为皇上正指着他为自己办事呢！明朝的魏忠贤，清朝的和珅，都是在老皇帝死后，冰山既倒，这才被新登基的皇帝拉出来正法的，不然，谁动得了他们一根毫毛！而新皇帝之所以拿他们开刀，不过如《红楼梦》中“探春理家”要拿“凤辣子”开刀一样，为的是树立威信，其中也不无财产再分配的机心。“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谚，道出了部分真相。在老皇帝倚仗的老贪官跌倒之后，新皇帝的周围又聚集了一批新贪官。对于新皇帝宠爱的贪官，人们又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历史似乎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轮回，始终走不出这个令人厌恶的循环。

　　闹翻史籍，常常产生一些久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因贪贿而导致败亡，史不绝书。要维系统治，必须惩治贪污。这道理似乎并不艰深。从许多帝王的诏诰来看，好像都深明其理。但是，为什么贪污在历朝历代，都一样风行？即便在开国之初，一些颇有作为的大臣，如汉代的萧何、陈平，宋代的赵普，也都不是清廉狷介之人。就是在知识阶层中，讲道学的好色，讲汉学的好货，在清代也是出了名的。又比如，治理贪污，有人提出了种种办法，这些办法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未曾实行过的。如宋代的高薪养廉，明代的严刑峻法，历代越来越严格的官吏选拔制度和愈趋愈密的监察举报制度等等。似乎没有一样没有想到而又没有一样可以奏效，贪污受贿犹如癌扩散，简直无法遏制。至于对官吏的“思想教育”几乎也从未间断。儒家的经典、道德的训条，流传的和自定的各种官箴、官诫，历朝历代树立的廉吏榜样不知凡几，光朱元璋一个人就弄出过许多供官吏阅读的“学习材料”。但这些训诲，也如东风马耳，同官吏的行为是不相干的。直到今天，还有—些人以为今天又到了礼崩乐坏的关口，想用儒家的理念来重整世风。这不是书生之见便是别有他图。无论对于什么好的理论，真正肯于力践躬行的理想主义者始终只是少数。多数人不过借此以谋名利耳——尤其是在这种思想、理论被钦定为官方思想、成为猎取功名的必修科目之后。儒家思想过去不曾成为治贪的良药，今天旧曲重弹，还会有用吗。前面说到过的那位贪婪的赵普，就是被称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贤相。贤相犹如此，他人何以堪！

　　为什么贪贿有如癌症？为什么历史无法走出轮回？这实在是值得深思的事情，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久远，民族的将来。这问题在《简明中国反贪史》中虽然并无现成的答案，却对我们寻找答案提供了详尽的素材。

　　细读《简明中国反贪史》，每感反贪固然不易，但历来的反贪也从来不曾彻底。似乎有一个人人知所规避的限度。虽然最高的统治者往往发出豪迈的誓言，表明反贪的决心，但实际操作的官吏却始终小心翼翼地绕开他们以为应当规避的领域。

　　皇亲国戚，照例是予以优容的。如果皇亲国戚的行为没有危及到当今皇上的那把“龙椅”，皇上照例是不加责罚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都是帝王家的，捞点、花点算得了什么？就是他们不捞，皇上不还大把大把地赏赐着吗？安乐公主是唐中宗与韦后的女儿，恃宠骄恣，卖官鬻爵，请谒受赇，几至无所不为。但由于中宗和韦后的宠爱，连自拟诏救的事都听之任之，下面的官吏哪个还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安乐公主的败亡，是因李隆基在中宗死后发动的一场政变。她死于政治而非死于贪贿。

　　皇上信用的大臣也照例是动不了的。前面讲到的汉之萧何、陈平，宋之赵普，都是典型的例证。就是地位、成就不如他们的，只要皇上信用，也一样搬他不倒。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当初曾同嵇康、阮籍等混在一起。但他是司马家的亲戚，很快便倒向司马家，当上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吏部尚书，帮着他安排干部、网罗人才去了。监察官司隶校尉李熹，检举中山王司马睦、当过尚书仆射的武咳、前尚书山涛和原立进县令刘友私占官田，要求罢免他们的官职。但案子到了晋武帝的手里，只把一个小小的县令刘友处理了，而大官山涛、皇亲司马睦则都以有了认识、不会再犯，包庇起来了。虽然他也表扬了检举揭发的李熹，重申了法是天下行为的规范，只有不避大官国戚，是哪一级查到哪一级，法令才能贯彻执行，但是他的实际处置，却避贵施贱，等于宣布了反贪的限度——反倒县令一级。后来，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在评论此事时说，晋武帝赦免山涛、表扬李熹，“于刑、赏两失”。他分析说，如果李熹检举是实，山涛就不应赦免；如果李熹所言不实。李熹就不该表扬。表扬他勇于检举，却对罪犯又不加处理、以后谁还干这得罪人的傻事？又有谁还怕你揭发检举？这样的反贪，只能是越反越贪。

　　不但皇上信用的人反不了，就是权臣的爪牙也一样因为有人包庇而难于处置。此等事例在《简明中国反贪史》中比比皆是。这样，所有贪官污吏都会寻找靠山，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包庇。形成了无数张上自最高统治者、下至普通官吏的可怕的关系网。没有打破网时，“天下太平”；只要撕开网的一角，便会暴露一片，揪出一串。面对这样的贪贿网络，些许几个“清官”是没有用处的。即便开初信心百倍，待到渐渐深入，就会感到“反贪限度”的存在，只得在上面允许的限度前止步束手。

　　历代反贪之无效，原因之一，就是不管嘴里喊得如何激烈，哪怕最高统治者也痛下决心、反贪依旧只能是有限度的。而不彻底的反贪，正鼓励着贪贿的孽生。越反越贪，直到难于收拾、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了。这一点，是我读《简明中国反贪史》的—点收获。历史的教训实在丰富得很。真正想在今天肃清贪污，澄清吏治的人，认真读一读这本书会大有获益的。

　　陈四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