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雷

　　曾国藩也并不是没有缺陷，“做官要学曾国藩”，也有许多需要扬弃的地方。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复杂的人物，长期以来的评价两极，赞者把他当作圣人顶礼膜拜，责者骂他是刽子手、卖国贼。当然，我们最熟悉的还是那句“做官要学曾国藩”。就如刘绪义教授在其《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九州出版社出版）中说的一样：“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和普通镜子的不同之处在于：镜子只能照出人的表面，而历史能照出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心灵”。现代意义上“做官要学曾国藩”，显然不是定位于权术。“做官要学曾国藩”，在历史之镜下，究竟要学什么？怎么学？

　　名臣能吏，中兴将相，育子楷模，死后“五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做官要学曾国藩”，当然没错。刘绪义教授的《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知人以论世”，不是为了评曾国藩，而是把曾国藩置于晚清大变局当中，以历史之镜的姿态，来探讨“做官要学曾国藩”的现代意义，并对升官发财的“权术”视野正本清源。所以，自序“当官好比做慈善”开宗明义，只有跳出升官发财“权术”的樊篱，官员才能像曾国藩一样，走出个人的小天地，走进历史的大视野，将自己和历史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曾国藩将民生视为一桩大生意、大慈善的慈善心；富德厚道的慈善力；关心民间疾苦路、减轻商民负担的慈善行；“散财最忌有名，总不可使一人知”的慈善品，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的正是如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间的差别，只是世界观的不同，曾国藩“当官好比做慈善”，因为他只是“人臣”；如今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因为官员实为“公仆”。现在要超越曾国藩的，正是“全心全意”四个大字，不是半心半意，也不是三分之二的心，不是三分之二的意。

　　曾国藩的好学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王朝体制内的考试不断进步，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不断广搜博取，更是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关于学习与实践，曾国藩有“四字三喻”的方法流传至今，“四字”即看、读、写、作，“三喻”则是以经商、打仗、得失来喻“看”与“读”的关系，“看”就好比做行商，“读”就好比守财，“看”好比攻城略地，“读”就好比守住地盘，“看”就是日有所知，“读”就是月不能忘。

　　回到如今的问题官员，总会将理想信念置于首位，在剖析思想根源的时候，则基本千篇一律，不学习，不改造世界观。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历经学习、探求、证伪而来，可谓“看”；通过读经典著作、宣誓来巩固信仰，可谓“读”；宣传标语、自查报告以不断校正，可谓“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可谓“作”。曾国藩治学的现代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没有看、读、写、作，何来“改造世界观”？所谓的“世界眼光”、“中国情怀”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湘军为什么多读书人？当然与曾国藩的“率先为范”不无关系，现在的领导干部不应该学习吗？

　　当然，曾国藩也并不是没有缺陷，“做官要学曾国藩”，也有许多需要扬弃的地方。比如，曾国藩不仅是非典型清官，因为他也收礼，而且还行贿，同治七年调任直隶总督为了笼络京官就散了2万两银子。但就如评价曾国藩，应该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分析评价他。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曾国藩不得不明哲保身：“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而这，恰恰突出了当今建构制度、执行制度以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否则不仅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即使如曾国藩这般自爱自洁的“良币”，也难免被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