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尹敏志/文 1949年大陆易鼎之际，是熊十力与弟子徐复观通信最为频繁的时期。对于赴台的提议，熊认为台湾估计也难保全，自己年老体弱，膝下又有两个女儿，“何必多此一行？”这位新儒家开山祖师，对国民党和新政权均无好感，决定干脆固守原地：“苟全性命时，看看世事浮云苍狗之变。如义不容苟全，则亦自了而已。”

　　在信中，熊十力提醒弟子，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从“佛观”改为“复观”。因为佛家“于宇宙万象作空观而已”，缺乏裁成天地、开物成务的进取精神，与社会了无交涉。复观一词则来自《周易》，乃“复其见天地心”也“今大地众生，方颠倒以趋于剥，吾夏人尤剥极，其忍不思复乎？”熊认为儒家要想在海外发扬光大，决不可排斥西方学术而走返古之途：“今欲崛起，不可效老辈经师或理学家，必于西洋科学、哲学有基础者，方可进而研儒佛，以系统之理论发挥，否则人不视为学。”

　　与唐君毅、牟宗三两人的纯学院背景不同，徐复观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从军，曾在娘子关、武汉参加对日作战。后转而进入国民政府决策层，一度是蒋介石的核心幕僚之一。1944年在重庆勉仁书院与熊十力的会面，是他弃政从文的转折点。当时穷困潦倒的熊十力，面对“高官”徐复观的来访，不但没表现出丝毫人情世故，而且还“以他自己人格的全力量，直接薄迫于对方，使对方的人情世故，亦皆被剥落得干干净净……激昂感奋，开启出生命的新机。”共二十六册的《徐复观全集》，大多是四十六岁离开大陆后所作，可以说就是这种人格薄迫的结果。

　　徐在海外，遵熊十力之教诲，以辅成万物的精神，致力于将散落、零碎的儒家思想体系化。同时，积极在公共空间中发声，办学办刊物。而后一点，正是港台第二代新儒家与大陆第一代新儒家的显著区别。以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第一代，大多专心沉潜学术，甚少在报刊上论政辩学，基本不谈国是。但第二代新儒家到港台后，既有唐君毅与钱穆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延续中国文化命脉于举目无亲之地；又有徐复观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为新儒家扩大声势。学问事功，二轮并行。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历史情境的转折。第一代新儒家活动时，五四运动余波未泯，儒家被斥为专制政治的维护者，中国落后的总根源，“人们由于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很容易不深究其所以然之故，而迁怒到中国文化身上。”袁世凯洪宪帝制立儒教，更是使儒家坐实了帮凶之名，这时根本不存在理性评价儒家的可能。但离开大陆后，知识分子们却失望地发现，在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并打倒“孔家店”近三十多年后，结果却是国民党法西斯化。这一巨大反差，使重估五四运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条件渐渐成熟。

　　知识分子“在九死一生中流亡海外，这应该是政治上大反省的时候，也是文化思想上大反省的时候。”1949年5月和7月，在香港和台湾分别创立了两种重要刊物：《民主评论》与《自由中国》。前者除了创办人徐复观外，主要人士是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劳思光等，谈中国传统文化较多，可视为海外新儒家的核心刊物。后者则以雷震、胡适、殷海光、戴杜衡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谈西方自由民主较多，可视为五四传统的余绪。

　　两刊都认为，国民党失去大陆是因为专制得太多，而绝不是专制得太少。这点共识让它们在创办初期虽远隔海峡，却相互呼应。徐复观回忆这短暂的蜜月期道：“当时大家的目的，好像不仅在于办一个刊物，而在展开一个自由中国的运动，参加的人很多……我们对于此一运动的将来，都抱着欢欣鼓舞的情绪；一般朋友，两边都写文章，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文化上的两个壁垒。”分道扬镳的原因是，《民主评论》主张中国文化的复兴与民主政治不但并行不悖，还能相互汲取有益的养分；《自由中国》则反感传统文化，觉得西方民主之花移植到中国的泥土上，便免不了会凋谢枯萎，所以倾向于否定儒学。

　　学理的分歧，掺杂了意气和血气，最终难以收场。很多时候，真理都不是“越辩越明”的，短兵相接式的一对一论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让保守的越辩越保守，激进的越辩越激进。最典型的就是钱穆和胡适。钱穆在1950年悍然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根本就不是专制，因为科举制已经把平民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不断吸收到政府中，由平民组成的政府，怎么能叫专制呢？而胡适则在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中国文化没有价值，不要听徐复观、牟宗三两顽固派的话……包小脚的文化，是什么文化？你们讲中国文化，只是被政治的反动分子利用。儒家对中国影响，不过千分之一，有什么值得讲？”

　　面对这种情况，徐复观陷入两线作战中，一方面批评钱穆良知的迷惘：“假史学之名，以期达到维护专制之实的言论，对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十亿人民所发出的沉痛的呼声，泼上一盆凉水。”另一方面则批评胡适自到台湾后，在学问上便走回头路：“既不敢明目张胆以高唱自由民主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又不能拿出学问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只好回到打倒孔家店的老路上去。”而徐复观自己的观点，毋宁说是两者之间的“中”的政治路线，其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等几篇长文中。

　　徐复观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大方方承认，儒家民为本，君为轻的思想“尽管可以为真正的民主主义奠定思想的根基，然中国本身毕竟不曾出现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却才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正规和坦途。”从孔孟、董仲舒、辕固、眭弘、朱熹到黄宗羲、王夫之、唐甄，儒家一直试图限制君权、澄清政治，他们谈井田、谈明堂、谈选举、谈学校、谈行己有耻，所祈向的方向与西方自由民主并无抵牾。儒学不是专制的护身符，只不过是被专制政治压歪了罢了，结果便是它“在历史上只有减轻暴君污吏的毒素的作用，只能为人类的和平幸福描画出一个真切的远景，但并不曾真正解决暴君污吏的问题，更不能逃出一治一乱的历史上的循环悲剧。”

　　出现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经历过希腊式的城邦国家，罗马式的自然法实践，中世纪神权与政权的分庭抗礼，民主、法治的政治形态，在欧洲有着清晰的历史记忆，但在中国却只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类的含糊记载，儒家隐约记得远古曾有一个“大同”之世，至于其具体情况却说不清道不明。其次，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的帝国，在现代交通和通讯设备发明之前，根本不可能像全境有发达运河系统、面积仅如中国小型省的英格兰那样，先在各地投票选举议员，再集中到首都论事。总之二十世纪以前，代议民主制在中国既想不到，也做不到。

　　针对实际情况，儒家不得不弃“大同”而取“小康”，沿用了西周“尊尊、亲亲、贤贤”并行的做法：王室世袭，以维持秩序；官员则不世袭，以察举或科举制不断选拔优秀士人。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对这一制度的效用做了精彩阐释：“盖天子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弥天下之争。卿大夫士者，图事之臣也，不任贤，无以治天下事。”

　　为防止前者演变为暴君，后者演变为污吏，儒家将德治主义确立为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则，即《左传》中所说的：“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儒家道德主义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内发”的、“自本自根”而无待于外的道德，徐复观称之为“人格主义底人文宗教”。它注重“自力”而非“外力”，“我欲仁，斯仁至矣”，未考虑过借助外来的上帝、法或国家的力量，反而视其为对人本主义的不信任。

　　但问题在于，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这种道德主义，最终只能成就少数自拔擢于污泥的旷世大儒，“使漫漫长夜中犹见一炬之明，以维系人道之不绝”；但却不能成就多数人，更无法造就一大批基本能遵纪守法之公民。再加上劣币驱逐良币作用，历史上实际在位的儒生，往往是叔孙通、公孙弘之类曲学阿世之辈，结果给人留下儒家就是专制帮凶的坏印像。所以徐复观断言，单靠中国文化，“并不能转换中国的历史条件”，“只能寄望一治一乱的循环，并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

　　待到近代中西全面接触后，中国才迎来历史转机，因为西方的科学民主“一方面可以把中国文化精神从主观状态中迎接出来，使道德客观化而为法治”；另一方面“提供我们以新的生活条件与方法，使我们可以解决两千年久悬不决的问题。”同时，儒家的“仁”，反过来亦可对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贫富差距等弊端起到弥补作用，发挥出民主政治更高的价值，“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正可把由势逼成的公与不争推上到道德的自觉。民主主义至此才真正有其根基。”

　　到了这一步，可看出经徐复观的批判性转化后，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到六十年代末其实已经日益趋同，只是当年那场大动肝火的笔战留下的芥蒂暂时还难以平复罢了。最终和解的契机，是1967年《自由中国》主将殷海光罹患胃癌的变故。原本与他交恶的徐复观得知后，立即托人送去三千医药费，并多次与他促膝长谈。两年后，殷海光向徐敞开心扉：“先生为光时常提到所厌恶的人物，但亦为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这种矛盾，正是不同的生命火花激荡而成。”

　　受徐复观的影响，缠绵病榻两年多的殷海光最终领悟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就是重生命体验甚于抽象知识，所以不能凭四个人的观念去把握：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观念，二是康德的超验观念，三是黑格尔的体系哲学，四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那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但说完这席话后，他的生命便仅存最后一周了。

　　蒙文通曾言，战国末年儒家法夏法殷，其实就是融汇墨法。同理，民国六十年前后，以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的新儒家第二代，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援自由主义之菁华入儒的历史任务。同时，港台自由主义者也从一开始的极端排斥，到逐渐接受新儒学，并因而更接近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原义——无论洛克（John　Locke）、穆勒（J.　S.　Mill），或是柏克（Edmund　Burke）及阿克顿（Lord　Acton），都认为推进民主自由，须以尊重和改进，而不是以毁灭传统为基础。港台知识分子群体中两大阵营的相互认可，终于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保守的中国文化复兴派和西化的欧美自由派二川之激荡沸腾，放乎东海而波澜以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