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雄风·俞大猷传》曾纪鑫著

九州出版社

2015年9月出版

　　李钧

　　英雄不问出处，常起于微末，却往往因为具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进取精神和牺牲精神，终成一段传奇。俞大猷生平无疑具有“英雄传奇”的所有要素：他世袭末级武官百户长，文秀才，武进士，文才出众，武敌百人，有战略思维，能率百万之师；他生年76岁，戎马生涯47年，东南抗倭，西北驱虏，内地平暴，是难得的忠义之臣；他“坚持谋定而后动，计定而后战，不肯轻易出击，对瞎指挥有着一种本能而强烈的抵抗意识；加之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结上司，不居功，不诿过，常遭攻诘，蒙受难以预料的灾祸。他不抱怨，不颓废，总在逆境中奋起，往往撤职不久，就因大胜而撤销处分，并受擢拔。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坎坷经历”，可谓大起大伏；直到71岁时，他还被夺去正一品官职，幸有兵部尚书谭纶保护，到北京训练车阵，才重获右军都督府佥书管事，练兵3年后，于万历六年（1578年）回到故乡泉州，“完名全节”，可谓宠辱不惊，的确一代儒将。正如万历皇帝准其回乡的圣旨所说：“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况操履清素，始终不渝，又有足称者。”我想，《俞大猷传》之所以没有在结构和叙事技巧上做过多设计，而是话说从头、顺流而下，就是因为传主一生已经足够曲折，比戏剧更具有戏剧性。

　　这部历史人物传记就是一面镜子，不仅刻画出了传主的形象气质，更让人看到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俞大猷一生功业主要在抗倭，而《俞大猷传》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前提追问”，揭出倭寇成灾的原因。我试将其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闭关锁国。二是兵燹不断。三是道德失范。

　　《俞大猷传》需要破解的难题是：为何官史“扬戚抑俞”？为何俞大猷在民间口碑不高？曾纪鑫作出了回答：这首先是因为俞大猷平定了太多农民起义。虽然俞大猷平暴时多在大兵清除后进行招安抚化，但如果不能发展经济以使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平民只能再举反旗，如此恶性循环不已；而中国历史上的“平内乱者”，从来都难以留下好口碑。其次，俞大猷当年在西北抗击的“胡虏”，现在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再宣扬他这方面的功绩，反而会降低其历史地位。再次，俞大猷毕竟不是一个开国功臣，不算开疆拓土的英雄；他只是一个守成的将领，功绩再高，也只如清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样做个“裱糊匠”，补漏船，修危楼，忠勇可嘉，却也不过为一姓朝廷多挽了几年纤绳……难能可贵的是，《俞大猷传》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能抱“同情的理解”，细致考量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制约下的英雄心路，而不以今天的标准来求全责备，臧否古人。

　　《俞大猷传》虽是“遵命之作”，但曾纪鑫在资料搜求方面，延续了他一贯的“全深细实”作风，仅“附录”中就列举了数百种文集史料、报刊文章和网络资料；他还对一些重要史料进行了对读校勘，行文做到了言而有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故能拨乱反正，纠偏翻案；他甚至提出了创建“俞学”的构想：“俞大猷的哲学、政治、军事思想，国家安全战略，战争指挥艺术，超群绝伦的武功，俞家棍的形成与演变，对闽学的继承与发展，价值取向与人格魅力，以及疏奏、散文、随笔、诗歌、信札等文字，既丰富多彩，又博大精深。特别是军事方面，那超前的战争理论，层层推进的逻辑思维，立体战略防御方针，兵器的发明与创造，多兵种配合的战争观念，以易布阵、练兵强军、谋定后动、以收全功的用兵之道，讲究截杀、雕剿、大征的作战方式，以及古代少有的数字化管理方式等，足以建立一门新的学问——俞学。”（《俞大猷传》后记）如果有朝一日真有“俞学”成立，那么曾纪鑫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