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沿途实地考察，多方探访当年的老兵以及修路者，多诺万试图将那个曾被人遗忘许久的战场做一次完整的还原。

　　■本报记者 胡珉琦 

　　《滇缅公路:二战“中缅印”战场的壮丽史诗》，[美]多诺万·韦伯斯特著，朱靖江译，九州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2002年11月，资深撰稿人多诺万·韦伯斯特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委托，从印度加尔各答启程，穿越缅甸境内的热带丛林，再度踏上那条曾经在二战期间，中、缅、印、英、美等国人民共同付出了无数生命与泪水的公路——滇缅公路。通过沿途实地考察，多方探访当年的老兵以及修路者，多诺万试图将那个曾被人遗忘许久的战场做一次完整的还原。

　　《滇缅公路》距离它的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当全世界都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战场的故事重新出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尽管在有的老兵看来，这段历史仍应保持“孤绝”的姿态。

　　“为什么还会有人要记住这条老路呢?”

　　2002年12月的一个下午，多诺万和《国家地理》女摄影师玛丽亚，还有当时中国境内的陪同人员朱靖江，在滇缅公路的一个弯道上看到一位年老的牧羊人正在照管着他的羊群。老人告诉他们，他的名字叫陆少仓，今年已经75岁，在1937年至1938年，当他还是个孩子时曾参与了这条公路的修筑。

　　当多诺万告诉老人，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这条老路的书，以论证这条道路对于盟军和中国赢得二战的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老人轻轻地耸了耸肩:“为什么还会有人要记住这条老路呢?”

　　的确，现在来往的人们已经无暇留意它了，而是载着今天的欢乐和烦恼，匆匆而过。但在1938年，它却是一条能够令中国延续生机的生命线。二十多万中国汉族与边疆部族劳工组成的筑路大军，在云南连绵高耸的山脉上开拓出这条蜿蜒起伏的道路，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尔后，它在二战期间书写的历史，更是当年的筑路者无法想象的。

　　1942年2月11日，美国陆军准将乔瑟夫·W·史迪威奉命就任新成立的盟军中—缅—印战区总指挥。缅甸陷落后，史迪威抵达中国。然而，这条唯一的物资进出口通道被日军切断了。

　　中—缅—印战区在整个二战期间一直被排在盟军战略补给名单的末席，在物资贫乏的情况下，应对恶劣的环境，与士气正旺的日军对峙，史迪威仍然艰难地积聚力量，酝酿反攻。同时，从1942年12月开始修建从印度至缅甸的利多公路与滇缅公路相连。

　　在这条道路刚刚动工的1942~1943年，盟军的官兵不会相信，在这场战争的中国—缅甸—印度战场上，每每因战斗阵亡一人，就会另有14人由于罹患甚至死于疟疾、痢疾、霍乱等传染病而减员。他们也决不会相信，就在这条道路完工之前，中—缅—印战区最受人爱戴却又暴躁易怒的指挥长官——美国将军“醋乔”史迪威——将被迫离职;再有，或许也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他们曾浴血奋战、拼死修筑的这条公路，甚至在它刚刚完工之际，就将被视为过时的废物而遭到无情地丢弃。

　　这一段段令人唏嘘的故事，几乎是第一次出现在了这本叫作《滇缅公路》的书中。如果还有机会，这恐怕就是多诺万想要回答陆少仓老人的。

　　不能被忘却的牺牲

　　说起二战史，人们总是想起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不列颠空战、珍珠港战役等大仗，记录这些战役的史书不计其数。然而，像《滇缅公路》记叙的那样，中—缅—印战区在二战期间一直处于尴尬而混乱的局面，且在抗战胜利很多年之后，依然因为一系列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得这段历史从未被给予明确的评价和定义过。

　　因此，曾经出版过历史书籍的多诺万想要填补这个空白。不过，中—缅—印边境地区至今没有摆脱混乱的局面，对多诺万而言，那片文明世界的边地是如此遥远。

　　当年多诺万来到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全程是由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陪同走完的。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从1999年到2008年，朱靖江帮助美国国家地理完成了许多在华项目，重走滇缅公路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的朱靖江自认对昆明并不陌生，但是，他依然不知道，那条已经被“320国道”取代的，看上简陋又脆弱的公路上，中国远征军曾为抗击日寇付出了二十万条生命的代价，那种带有荒芜、萧瑟寒意的气息原来是国殇之气。

　　借着那次机会，他和多诺万一起第一次与一些研究学者，主要是地方的文史专家有了接触。尤其让他感到震惊的是那些远征军老兵处境的困难。

　　朱靖江表示，那时，国内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了解这段历史，直到约十年前，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时，陆续有流血战斗的老华侨、中美日老兵以及各国记者，来到这个饱受岁月侵蚀和冷落的战场，官方、主流媒体才开始跟进，这段历史才得以一点一点展现在大众的面前。

　　这段旅程对多诺万甚至是国家地理摄影师理解滇缅公路意义重大。朱靖江说，多诺万和玛利亚几次在印度、缅甸的丛林里艰难地跋涉，他们最初认为中国在整个战局中的作用并不那么重要。但当他们在云南见到了那些战场的幸存者、老兵、民间学者，搜集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史料，使他们对中国抗战在整个二战期间的抗战的历史脉络有很深的印象和改观。

　　尽管多诺万在《滇缅公路》中主要展现的是英美视角，中国远征军的故事并没有得到大量展开，但多诺万在中国版的序言中告诉读者:对我而言，这条道路所代表的精神绝对壮美:它象征中国和她的人民为着独立地作为一个国家、一种文明而生存，所绽放出来的旺盛生命力与无可匹敌的救亡渴望。唯有当我行进于西南中国云南省内的滇缅公路上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壮烈的牺牲才在我的脑海中最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多诺万还意识到，这只是中国在二战期间为捍卫其民族与文化的生机而凝聚的亿万人力与潜能中的一道涓滴细流。

　　抗战史观的一次再确认

　　当年，多诺万在重走滇缅公路时，有一个地方让他印象深刻。那是曾发生在滇缅公路跨越怒江(萨尔温江)东岸的地方。它是一座几乎不可攻克的天然堡垒，它曾在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占领，直至七千多名中国军人牺牲生命将其夺回。那就是松山。

　　松山同样让朱靖江挥之不去的，是当他站在国殇陵园地丘顶时，看到的安静地伫立着的九千多名阵亡国军的墓碑。“他们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里过。”

　　朱靖江说，他真正想要将《滇缅公路》翻译成中文呈现给中国的读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那趟旅程中，原先的抗战历史观被大大地颠覆。“在整个滇西抗战中，国军系统在此付出了惨痛的牺牲。”

　　保山博物馆馆长李枝彩是朱靖江在那过程中结识的“矢志于为湮灭的历史拂去灰尘”的一人，他曾经说过:“这是一场全民的抗战，无分党派，无论军民。不管我们用什么标准看待这场战争，首先必须明确的原则是: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都是铁骨铮铮的中国人!”2002年秋天，当一群失散在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去保山访问时，李枝彩的话让他们失声痛哭——60年了，头一次有人承认他们是卫国英雄。

　　“希望中国人对历史有更准确地认识。”这是朱靖江抱定的初衷。

　　十年来，滇缅公路的历史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但在他看来，相对全面地介绍当时这个地区战局的史书依然凤毛麟角。尽管他也表示《滇缅公路》关于中国、日本的史料还不那么充分。

　　2006年第一次出版的一万册《滇缅公路》很快售罄，其间，朱靖江不止一次推荐，此书有再印的价值。没想到，这个机会一直等到十年以后。

　　此次九州出版社再印《滇缅公路》正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朱靖江希望其能成为抗战史观的一次再确认。同时，他也将再印的稿费全部捐献给老兵组织。

　　《中国科学报》 （2015-10-09 第10版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