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儒家在当代已经变成一个奇怪的存在，它既新又旧，既容易被人把玩，又始终难以定义，而且还常常作为这个时代荒诞的映照。人们时常在读经还是不读经、跪拜还是不跪拜上对儒家摇摆不定，似乎我们对自己民族这一支最难以分割的精神脉络既怀着病态的恐惧又同时怀着病态的热爱。

　　新儒家被视为儒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生，至今已经有了三代或者更多，它是对激进的全盘西化的反思，即，儒家是否真的一无是处，而我们是否能真正地脱离儒家去谈本国的文化和精神？唐君毅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正是成长于新与旧的争议之中的，他虽然后来成了新儒家的大师，但其一生熟读西方经典，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哲学著作，并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文章，既覆盖了哲学的原命题，又有他自身的最真切的体验。

　　此前，国内一直尚未出版唐君毅著作全集，今年10月，九州出版社正式推出了《唐君毅全集》，其所收各类著述，共三十九种，三十九卷。在全集的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发来的感言说道：“已有的唐学研究，和唐先生的学术史地位还不相称。文献利用的不便，或许是一个原因。借此新编全集出版，我希望唐学的研究能够更上层楼。唐先生相信，‘在遥远的地方，一切虔诚终当相遇’”。

　　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1978年2月2日）：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曾受教于熊十力、汤用彤、张东荪、金岳霖、梁漱溟、方东美诸先生。曾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江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49年到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后改为新亚书院，任教务长兼哲学教育系主任。著有《人生之体验》、《中国哲学原论》（六卷）、《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均收录于简体版《唐君毅全集》新编本。

　　唐君毅出生于四川宜宾县柏溪，那时距民国成立还有两年多。他的出生地距金沙江只有几十丈，江边是蜀地常见的山，在这个被隔绝的地方，一切还尚且平静。

　　唐君毅的父亲是私塾先生，在唐先生六岁便授其《老子》。唐君毅七岁的某一天，唐父给他讲了一个有点科幻的小说，他说，地球将在某一天毁灭，毁灭时日光会逐渐暗淡，而这个世界最终只会剩下他与一只狗相伴。后来，唐君毅时常想起这个故事，在看到雨后太阳暴晒大地时，便觉得，世界要毁灭了。

　　那时，旧的与新的知识正在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进入唐君毅幼年的脑中。唐父开始教授他章太炎撰写的白话文教育经，但他们一家人又会齐齐穿上明式服装，后来唐君毅上小学又开始接触庄子与道家，与父同游成都的庙宇碑碣，这也奠定了他之后对传统文化和思想最初的兴趣。十三岁时，唐君毅上了重庆联中，第二年，由蒙文通教授国文，后者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同时也常常被划归到新儒家的阵列之中。但在此同时，唐君毅的思想又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回乡拜祭产生厌恶。

　　但是，唐君毅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始终是有所保留的，新文化运动在四川声浪最大的时期，他也没有加入将儒家视为恶疾的组织。相反，他依然在大量阅读荀子和孟子的著作，并受到梁漱溟的影响，那时他已经认为人不应该追求个人的欲望，而应该达到一种超脱的境界，这种思想后来贯穿他学术生涯始终，并与他对西方宗教的反思连接起来，最终形成他对儒家最核心之义的理解。

　　在“我们的精神病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痛﹐其来源与后果”一文中，他写道：

　　“拿我们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一比﹐特出者不论﹐最深处之心地亦不论。至少就一般表面看﹐我们不能不在许多地方﹐生自愧不如之感。譬如他们遇事认真﹐我们遇事敷衍。他们比较率直爽快﹐我们表里不合一﹐过多机心。他们比较团结﹐我们喜欢互相倾轧。他们自尊﹐我们卑屈。他们更能实干﹐我们善于取巧。而居于中西之间作媒介的中国知识分子之德性﹐尤为难于敦厚。因为居中﹐更易取巧。这些不如人的地方﹐可说者太多。但这是我们之天赋的德性不如人吗?决不是。这关键纯在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之中﹐关联于道德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宗教﹐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教……

　　为什么他们的宗教可以成为道德的力量之源?现在我要说的一点是﹐宗教使人的精神超越外面的现实世界﹐暂忘我与其它人物的一切利害恩怨等现实的关系﹐而回到自己﹐照见自己之罪过。”

　　而在他看来，儒家是中国思想脉络中最有内省精神的一支，“儒家这种精神﹐即孔子所谓君子求诸己﹐及中庸所谓慎独﹐大学所谓毋自欺﹐后来阳明所谓致良知。”

　　这种判断也导致唐君毅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抱有不甚认同的态度，所以，在北大学习期间，唐君毅对于当时蔚然成风的自由讲学兴趣了了，认为这些学问多指向外部，而缺乏对自身包括整个中华文化的内省。

　　1949年，共产党取胜，国民党窜逃台湾，一大批知识分子流落香港，唐君毅和钱穆均在其间。如何在香港这个地方使中华文化延续下去？两人与张丕介等人合力创办了新亚书院，也就是最开始的亚洲文商夜学院，唐君毅任教务长兼哲学教育系主任，后来，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书院是其中三所书院之一。

　　在新亚的校训中，“求学”与“为人”二者是统一的，这和唐君毅本人的治学观点也相契合，何仁富曾从新亚校训中的“诚明”二字对唐、钱二人的思想进行辨析，在他看来，唐君毅更接近于一个“儒者”，即不仅是治学上对儒家进行解释，更多的是将整个生命都融入到对儒学的理解之中。唐君毅对“诚明”二字有三重理解，客观、主观以及超越主客观的更高的“天理”，这与他晚年构建出来的一整套完备的哲学体系也是契合的，尤其是其著述《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几乎就是对这三重境界的一个整体性的构建。

　　新儒家的面目在近代以来一直非常模糊，如何去确定一个思想家是否能被归属于新儒家？众说纷纭。但在很大程度上，新儒家是一个“情”与“理”难以分割的思想流派，他们的思想发端于一种诉诸感情的使命感，与传统的接续有关，也与西方对本民族文化造成的几近致命性的冲击有关，然后，新儒家又以重新阐释以及再次建构来使这种关怀获得思想上的生命力。

　　1958年元旦，唐君毅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由其起草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份宣言是现代新儒学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发声，而联名发表的几位也是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从近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到中国自身文化的种种特点，尤其是“心性”之学，宣言都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与此同时，大陆则正处于大跃进的狂热之中。

　　在宣言的前半部分，撰写者们这样说道：

　　“我们首先要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我们不能否认，在许多西方人与中国人之心目中，中国文化已经死了。如斯宾格勒，即以中国文化到汉代已死。而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流行之整理国故之口号，亦是把中国以前之学术文化，统于一“国故”之名词之下，而不免视之如字纸篓中之物，只待整理一番，以便归档存案的。而百年来中国民主建国运动之着着失败，及今十分之九的中国人之在列宁斯大林之像前缄默无言，不及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之漂流于台湾孤岛及海外，更似客观的证明中国文化的生命已经死亡，于是一切对中国学术文化之研究，皆如只是凭吊古迹。这一种观念，我们首先要恳求大家将其去掉。我们不否认，百年来中国民主建国运动之着着失败，曾屡使爱护中国的中国人士与世界人士，不断失望。我们亦不否认，中国文化正在生病，病至生出许多奇形怪状之赘瘤，以致失去原形。但病人仍有活的生命。我们要治病，先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不能先假定病人已死，而只足供医学家之解剖研究。”

　　这段话其实已经说明了那一代新儒家的起点，即承认中华文化有病，但却不承认它的死亡，希望凭借一己之力，予以治疗。而这种起点，放在当代中国，其实仍然成立，新儒家的治疗失败了吗？有人说是，也有人开始自称新一代新儒家，任何的结论放在现在似乎都不成结论，声音太多，传统太长，而在未来之前，我们又十分无知。

　　借九州出版社此次出版的《唐君毅全集》新编本这一契机，我们或许可以对新儒家尤其是唐君毅本人的思想进行一个回溯，该集收录的各类著述，共三十九种，三十九卷，以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版《唐君毅全集》为基础，对唐君毅先生部分著作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增补和分类。简体新编本试图完整地呈现唐君毅先生的思想成果，同时展现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在一个动荡时代的承接者的人生轨迹。

　　去年十月在成都举行的《唐君毅全集》新编本发布会上，来自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川说：“钱穆先生曾称许他为一代‘大儒’；牟宗三先生盛赞他是‘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197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美国著名汉学家狄百瑞主编的《新儒学的开展》一书，更是开卷即以整页标示‘献给唐君毅教授：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表示对他的崇高敬意。1978年先生辞世后，港台学人无不扼腕痛惜，纷纷展开各种悼念活动。其生前挚友、为学知者牟宗三先生更是哀痛不已，曾作挽联曰：

　　一生志愿，纯在儒宗，典雅宏通，波澜壮阔，继往开来，智慧容光昭寰宇；

　　全幅精神，注于新亚，仁至义尽，心力瘁伤，通体达用，性情事业留人间。

　　牟宗三还为《唐君毅全集》撰写了序言，下文即为序言正文：

　　牟 序

　　时代之症结是自由与奴役之争，是文化意识之沉落。人类一方面陷于物质文明之痴迷中而放纵恣肆，一方面即有陷于嫉恨之邪妄之中而期毁之者。此一带有普遍性之缠夹源于西方而倒映于中国，如是中国遂不幸而落于嫉恨心特重之徒之手中，而成为一大屠场。吾人护持中国文化之传统，不在抱残守缺护持其风俗习惯，或只悬念其往时之陈迹，而在护持其造成文化发展之文化生命之智慧方向。中国之文化生命之智慧方向在以往之发展中，即在其随时代之表现中，固有所轻重，不能一时作尽一切有价值之事；此不独中国为然，世界各国莫不皆然；一时不能作尽一切事，随时代之需要可以随时作成之。因此，本文化发展之需要而言，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科学、需要民主政治，但这些需要既都是文化发展中之事，所以必须先护住其文化生命之命脉，这些需要始能由内部自身之要求而自本自根地被发展出。决无专以摧毁文化生命、奴役人民为事而可以发展其文化者。所以，疏通中国文化生命之命脉、护持人道之尊严、保住价值之标准，乃是这个时代之重要课题。这不但是解决中国问题之关键，同时亦是护持人类自由之关键。唐先生一生念兹在兹，其心愿唯在此文化意识之唤醒。其著述甚多，涉及面亦广，疏通致远，调适上遂，可谓盛矣！谢世后，其门人纂成全集以利读者之查阅。是集也，将是此劫难时代中智慧之光华、苦难之反映。人若随时披览，潜心悟入，则可知时代苦难之何所由，并知唐先生思理之切要。

　　但是人之心思是最易于下沉而不知反者。今之时代之症结仍自若也，中国之悲剧亦仍自若也，但人们熟视无睹，仍不晓其所以。当年唐先生以悱恻之情痛切以陈者，虽在当时有震动，然而不转瞬则淡忘之矣。发许多无谓之谰言者，甚或曾习于唐先生之门；而何况无声闻之福、乏独觉之明之浅妄之辈，更不能明其思理之切要。

　　吾与唐先生相知于抗战之初期，中间几经患难，几度思维，共相磨砺启发以自反者亦多矣！吾在此不能详道其思想之内容，此则有待于来者之钻研。吾曾名之曰“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若孔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立型范者；若宋明儒则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继承而有所对治者；若顾、黄、王则亦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其所思所言皆是抱亡国之深痛而发者。吾人处兹苦难之时代，亦不可无支撑文化意识宇宙者，唐先生即此时代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也。值其全集出版之时，略道数语以醒读者。是为序。

　　牟宗三序于九龙